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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中，这个理想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现实的冲击。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是坚持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还是根据现实作某些修正？是快一点建成社会主义，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中共“八大”的决议实际是理想对现实的让步。毛泽东在八大三次会议上不经中央讨论推翻了“八大”的决议，接着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加快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速度，从而造成了三年大饥荒。三年大饥荒的根源在于用极权制度、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快速推行共产主义理想。
大饥荒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面向实际，从共产主义理想退回现实，做现实需要做的事，可以称为“务实派”；另一派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用不停的政治斗争来推动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以称为“理想派”。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划分，阵线也不十分清晰。务实派在务实过程中由于理想的情结，使他们在做违背理想的事时，总有一种理亏感，因而不事张扬；理想派由于理想总是遭到现实的无情碰撞，在维护理想时，总有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敌对情结。在中国这个政治条件和话语条件下，务实派在政治上处于劣势，但是，在理想派把经济搞乱了以后，总得由务实派来收拾局面。在收拾局面的过程中，务实派更加偏离理想，使得理想派认为他们更加危险。在毛泽东手中，对付务实派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同时，开展了批判“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当时的代表人物。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作为遗嘱执行人之一。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他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和议会民主发展新情况，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自诩为“修正主义分子”，说明当时“修正主义”并没有贬义。持这种思想的“第二国际”批评俄国的十月革命，批评十月革命建立的制度。因此，“第二国际”就受到列宁的批判，从列宁开始，“修正主义”就成了贬义词。
批判“修正主义”除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外，与毛泽东企图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不无关系。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初步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 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毛泽东此时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1957年11月2日至20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在会下，毛泽东俨然是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似乎平起平坐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全面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推倒了压在他头上的这尊神，提高了他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会危及他毛泽东，因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最后定的调子是斯大林“功大于过”。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实际上，丢掉了“两把刀子”就会危及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丢掉两把刀子”是修正主义最为根本的罪状。
当毛泽东在做国际共运领袖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8月，毛泽东又说：“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有学者分析，毛泽东搞大跃进，除了国内的原因外，还有国际共运的原因。他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当时他说“以苏联为首”只是一种策略。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持批评态度。自苏共20大以来尽管两党有分歧，但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对苏共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账”。
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激烈批评，不可能不引起回应。1960年6月2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批评中国党的方针政策。 从此，中共中央的反修斗争态度更加坚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苏共领导人也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苏修”就成了中国人口头上一个常用语。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曾说彭德怀是修正主义者。以后又把这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毛泽东把“反修防修”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63年可以说是“反修年”。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由总书记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有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写反修文章。他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从1963年9月到1964年3月，共写了9篇指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简称“九评”）。“九评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激昂的战斗音调一遍又一遍地向全国广播，在中国深入人心。“九评”把反修推向了新的高潮，也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推到了极左。现在看来，批判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在1958年就在中国开始实践，大跃进失败，文化大革命又更加疯狂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国也大行其道。这就是波尔布特领导的柬埔寨。这是毛泽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