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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12月20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12月26日，是他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965年1月28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 “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在1970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1965年1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1966年5月16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五、从批判“修正主义”走向“原教旨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求自己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也用这个理想教育所有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