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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输出革命的一项重大“成果”。
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组织成立于1960年，但长期不公布名称，国外称之为“红色高棉”，1977年9月他访问北京时公布党的名称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宣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完全一样。波尔布特多次秘密访问北京，自称是毛泽东的学生。
波尔布特的作法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受到称赞。毛泽东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作法非常满意，他称赞波尔布特：你们干得好，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你们干成了。
然而，柬埔寨共产党执政几年，全国人口死亡三分之一。毛泽东称赞波尔布特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恶果。
自“大跃进”以来，中国的“理想派”和“务实派”的斗争经过多次反复，裂痕越来越深，斗争逐渐加剧，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理想派”的主张推向了极端，也推向了毁灭。到20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这面旗帜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为了挽救危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务实派”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多数中国人、甚至中国共产党内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当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时，执政者不敢对这个理想提出质疑。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旗帜，共产党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唯一的办法是，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
把强加于全体人民的理想搁置起来，未免不是一件好事。执政集团不再用某一种理想来塑造国家的未来、规范人民的行为，而是面向实际，做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这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执政集团，它的管理权限应当是民众授予的有限权力，对它管理效果的评价应当是民众的实际体验，而不是某种先验的标准。因此，管理权的授予和管理效果的评价，只能通过民众的选票来表达。显然，这样的制度是民主制度。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共产主义理想被搁置以后，把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当成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个政权把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就不能服众，就没有希望。
从邓小平以后的政治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应当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但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勒庞说过：“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他们执政的那些基本观念中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因此，现代民主制度在中国建立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消极等待，我们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近百年来，中国人吃激进的夸太多了，教训十分深刻。激进的作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软弱的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所以，反对专制制度过激、过急的那一群，可能恰恰是摧生新的专制制度的那一群。
有关大饥荒的大事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政治制度开始确立。
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主张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形式。刘少奇认为山西省委的提出的“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支持山西省委的看法，批评了刘少奇的看法。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支持高岗在东北搞农业集体经济的作法。
1953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要求各地有领导地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有基础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3年全国有近半数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组织起来的合作社也比1952年增加了三倍多。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就解决粮食困难问题采纳了陈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建议。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决议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
195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同意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目前食油的产销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作出《关于在全国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销售的命令》，11月23日公布，从12月初开始，除西藏、台湾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4年12月2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40多万个。部分农民抵触情绪严重。
1955年3月，邓子恢到到浙江对合作社进行整顿和巩固。浙江的农业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讥讽怕农业社发展快了是“小脚女人”。他严厉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收缩农业社，他强调， “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冒进的问题。”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正式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发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对非农业人口一律实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工商业用粮实行按户定量供应，牲畜饲料用粮食实行分类定量供应。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月出版。他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104条按语，对合作化和其他许多方面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尖锐的批评。序言中说：“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
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刘少奇传达的大意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正在走这条保守路线。客观事物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
在这个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了传达之后，表示拥护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新大陆早已存在，我们发现得太晚了。”他要求各部委按照1967年粮食总产量1万亿斤的精神，修改原来拟定的各项计划指标。
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对这个纲要作了说明 。“说明”指出，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算不了什么，中国要超过它，第一步是接近它。国务院各部唯恐紧跟不快，急急忙忙地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到1967年）指标。1956年1月4日，以国家计委的名义，把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报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1956年2月6日，由于指标越来越高，周恩来感到压力很大。他指出现在“有急躁冒进的现象”。他和李富春、李先念研究，决定在计划和财政会议上，把指标“压一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登出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