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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勒在汉口轻松地管理了几个月，此地他非常熟悉，已经两度就任。后来他幸运地到了法国领事缺任的香港。这是个真正的“机会”，因为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香港也是一个特殊的岗位，领事们的事业可在这里展开或失败。
香港是让我们中的一些人闻其名就向往的地方。香港在广东话里是“芳香的港湾”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香树，微风吹过，香气绕梁不绝。香港，这个远东港口，在十几年内由一个贫瘠的只有岩石荒草的小岛，发展成国际性的大都市，世界性的商贸中心，所有到此地停留过的人都会感到惊奇，从而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
当儒勒来到这个多石的小岛时，已经51岁，他不再是那个在四川境内的成都领事馆卸下行装的年轻人，那时他才24岁，无忧无虑，充满自信。此时的他，是一个满带经验和伤痕的成熟的男人。他被职业的变迁搞得十分厌倦了，能在家人身边已经使他非常满意。他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麦尔塞黛已经35岁，玛利15岁，扎维即将12岁。在这个非常“英国式的，非常美的”香港，玛利只关注那些飞行员，那些在那个时代推动了天际探索的英雄。在这个鸡尾酒会就像大弥撒的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人互相攀结取乐，互相评流论级，麦尔塞黛因此发挥了她作为女主人的天才。而在这平静和奢华的逃避中，现实也要冒出端倪。
1936年，国共两党的冲突尤其剧烈。进入了1934年毛泽东决定的长征后，共产党人就进入了一个同时具有悲剧性和传奇性的大转移。悲剧几乎是希腊式的，因为在南方瑞金的十万人，只有七千人到达了北方的目的地陕西。传奇就是毛泽东居然让他的部队克服了千难万险，到达了他设想的目的地。1935年10月，毛泽东成为党的首领，是长征这个举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神话。他对在农村而不是城市进行革命深信不疑，毛泽东以获得农村根据地支持的方式来加强了他的军队。他也决定让共产党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他知道，民众受到日本占领满洲里和一步步吞噬中国的威胁，不再支持蒋介石先剿共后抗日的策略。民众现在希望赶走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对民众的这种要求置之不理，但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并不认为这种理性的被动有价值。以至于1936年12月，蒋介石在去西安筹划又一次反共战争的时候，被年轻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以叛国的名义囚禁。在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当然也希望中国对可能与德国结盟的日本有强硬态度。共产国际从1935年8月就邀请各国共产党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来抵抗法西斯。西安是个有着敏感象征的地方：一个皇帝的尸体和一支由黏土仿制的军队被埋在地下。蒋介石接受了抗日要求。他停止反共行为，和共产党共同组建起抗日联合战线。1937年7月，在儒勒正要离开香港回法国休假的时候，蒋介石的新思想得到应证。在北京西南的马可波罗桥（注：卢沟桥）附近，中日军队发生了交火。几周之内，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抗战使数千中国人丧生。就像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吕西安·卞哥写的那样，“战争还没宣告就已经开始了”。
在有权势的法国驻香港领馆任职，即便是临时的，也代表着美好前程。儒勒还需费很多工夫才有希望得到这个通常给红人的正职。可惜儒勒不行，他得不到上级的青睐，上级更欣赏那些有手段的领事。儒勒早就看透了这个机构，在他二十五年的职业经历中，上级只给了他一些临时职位。1937年1月，儒勒在香港任职一年，他致信外交部，提出“很希望留在香港，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被任命正职。这个岗位的工作量大，却也丰富有趣。我的居留期使我与各界建立起许多有用的关系”。
但是这个意图遭到上级抵触。虽然上级不敌视他，但在给儒勒的评语中再次岀现“不太随和的个性”的字样，就像儒勒1930年在汉口时得到的评语那样。上级却也承认，“乐和甘先生是位聪明而且有素养的外交官，如果不是他的思想方式使他有时更喜欢遣词造句的话，他会做出更多贡献” 。
正职任官到任，儒勒遗憾地离开香港领馆，重上回归欧洲的旅途。出发的安排松散，给了儒勒时间，以便处理未来工作的一些细节。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6月15日登上了“菲力克斯·卢梭”号，她们不知道，这样子看着中国土地远去，对于她们是最后一次了。只有玛利在近五十年后才再次走上这条旅程。为了缅怀过去，此次她乘坐的是儿时羡慕的飞机。
对于儒勒来说，再一次的告别，可以在有望休息一段时间后，重返“混乱的中国”。他重新返回的欧洲，却不见得比他刚离开数个星期的破败的中国更好。军靴的声音越来越响。在意大利，墨索里尼从1926年起自称“国家元首”，野心勃勃地要复兴罗马帝国。两年后，1935年，元首入侵了那时还叫 “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却没有受到法国政府任何批评。法国政府害怕墨索里尼与德国结盟而宁愿迁就。在西班牙，将军的叛乱——其中有佛朗哥——得到德国军队和意大利的支持。他们发动内战，法国再次拒绝正式插手。1936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集大会，表示希望占领“新的生存空间”，随后占领了邻近的莱茵区。两个月后，德国与日本签订反苏联的反共协定，随后意大利于1937年1月也签字加入。民主国家的绥靖政策促进极端主义的发展。全面战争的棋盘已经展开。
儒勒利用一切都似乎停滞的这一段时间来休养身体，主要是治疗在中国潮热气候中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高血压。在鲁瓦亚的多姆山脚下，儒勒进行温泉疗法，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放松。儒勒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没有逃过在中国困难生活条件下而造成的身体损耗。儒勒在1937年的笔记中写到，他的家庭“被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弄虚弱了”，麦尔塞黛则留下后遗症。1938年1月，儒勒从部里获准延长假期三个月，“以便能在鲁瓦亚再进行一个疗程的温泉疗养”。同时，儒勒告知部里，因为“鲁瓦亚的常温气候对我的健康极为有利，我希望能到靠近法国的岗位上工作，使我能每年回来进行治疗高血压的特别疗程” 。
这是儒勒到中国任职以来的第一次表达，想离开他从1909年开始，二十九年以来一直任职的国家。此时他将近53岁，健康状况受到困扰，上级对他的不利看法使他泄气。但是他真的希望离开中国？虽然健康开始出现问题，而且考虑过更稳定些的家庭生活，但儒勒是否真的准备好离开这个已经成为他第二故乡的国家呢？无论作为外交官还是作为一个人，儒勒都是在这里成就的。当然中国的生活是可怕的，气候与持久的战争并不算什么，从他到任起战争就在以各种理由蹂躏这个国家。当然，儒勒禁不住会想起这个国家与他两个亲爱的人的死亡有关，玛利亚因为气候而衰弱，扎维染上肺结核。但是在儒勒丰富的生活中，中国带给他的利与弊合起来不正是使他产生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依恋？
时隔多年，我们很难探寻儒勒内心的挣扎。面对这次离别中国，他也许想拒绝再前往。但是他能为自己规划前景的时间很短，因为上级很快就告诉他将重去中国，领导中国东北哈尔滨的领事馆。结束了鲁瓦亚的第二个疗程，儒勒告诉部里他做好了出行的准备，“在离开巴黎前，我去订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票，他们给了我5月27日离开巴黎的票，我将在6月6日到达哈尔滨。再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方便，我希望因此健康得到很大改善。”他曾表示不再回中国，此时他对重回中国有没有丝毫遗憾的感觉，是否冷漠的上级机关与儒勒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呢？
1938年6月，儒勒再次只身来到中国。或许他不带家人随行的原因，是由于要应对不确定局面。应该说，不确定感是1938年全世界共有的感觉，欧洲仍然希望民主国家首脑的努力会阻止战争发生，而中国已经投入对日作战，还不知道今后的十一年战争将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正在被日军“吞并”。日军年底在华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