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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十一年战争将是家常便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正在被日军“吞并”。日军年底在华北达到最终目标，消灭了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最大的屈辱是上海同样落入敌手，11月，在战斗之后，二十七万人死亡。不久，南京遭遇同样命运，日军在六个星期的暴行中强奸了两万妇女，屠杀了十五万人，其中有四万平民。蒋介石政府尽管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终撤离了这座城市。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阵线丢掉了对华北的控制。日军10月从南方发动对广东的进攻，迫使蒋介石接着逃亡到重庆，到容易防守的四川群山之中。1938年底，日本沿着想象中连结北京、武汉、广州的一条线（注：京广线）占领了东部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这种局面一种持续到1944年4月。日本帝国在此期间只是大规模轰炸重庆和进行一些有限行动，将华东和华北的治理交给汉奸政府。
1939年5月，儒勒到达哈尔滨仅一年，准备休假。他的归期预定在9月。计算上路程时间，儒勒只需几个星期假期。欧洲正在打大仗，他知道家人仍呆在法国，或许这是促使他进行这次艰险旅行的原因？也许他想找到家人并保护他们，而我们也知道，他的家人后来没有同他一起走。问题没有答案。儒勒在此期间被晋升为二等领事，他回到了法国。
假期很短。无疑，儒勒和麦尔塞黛对战争能被避免是存有希望的，但现实很快就将希望打破。1939年3月希特勒对波兰的苛刻要求，5月与意大利的钢铁协定，尤其是8月与斯大林签署的苏德协定，事情已经不容怀疑了。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同许多家庭一样，这段时间对于乐和甘一家来说也是一个混乱时期。往往在战争时期，情感歪曲记忆，匆促的出发错过来信，时隔六十年，很难了解那时的情况。我们在麦尔塞黛此后的一封信中得知，她打算于1940年3月带着孩子们去与儒勒会合，但是扎维病倒了，她将行期推迟到6月，随后就陷入了德军占领的风暴。1939年8月26日，儒勒通知哈尔滨领馆自己的行程时，也许她们当时应该陪着儒勒一起走。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还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儒勒，他们的丈夫和父亲。
想象一下儒勒航行在大西洋上的感受——这是他头一次从西路去中国。将家人抛在身后，不能与她们同行，而且她们注定要面对可怕的战争，他该是多么难过。当然，他相信与麦尔塞黛彼此保证的尽快会合的诺言一定会实现。但是作为出色的外交官，他知道世界大事与内心想法并不合拍，乱世里的希望通常会在人们的疯狂面前碰壁。
儒勒发给麦尔塞黛的第一封电报，从大西洋彼岸通知她：“乐和甘先生到达纽约。”而麦尔塞黛此时住在马延省的父母家中，正抓紧准备出发的手续。部里负责通知儒勒有关麦尔塞黛的进展情况。10月20日，部里的密码电报写道：“乐和甘夫人申请带孩子与您会合。请通知我您是否准许她出发。”儒勒已经踏上中国土地，但不知是再次任职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他立即做了肯定回复，顺便揶揄他的机关：“乐和甘先生准许家人立即来与他会合，只要部里告诉他们他被任命到哪个岗位。”
1939年11月6日，麦尔塞黛发电报给外交部的传信人：“寄罗莱先生，答复乐和甘先生。我计划今年底与女儿出发去中国。谢谢。乐和甘夫人。” 扎维在生病，不能旅行。儒勒想到，在恶劣的气氛中，麦尔塞黛和玛利将离开法国，自己几个月后能再见到她们，应该很高兴。但不幸的是，幸福很短暂。麦尔塞黛和玛利再也不能与儒勒会合，在战争和遍布潜艇的大洋中航行的危险使她们推迟行程。麦尔塞黛和孩子们被困在法国，儒勒被困在中国东北，分离是痛苦的，彼此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困难的生活条件。这对夫妇再次经历流离时期。儒勒不可能不感到心灵的漂泊，他幽闭在敌占领土的领事馆（占据东北的日本与德国结盟），与此对应的是麦尔塞黛身体的漂泊，像千万法国人一样，她被迫忍耐封锁并随时寻求躲避。1940年6月法国失败后，她寻求帮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1940年8月13日致鲁瓦索先生的信中，她将自己和孩子们称为“流浪者”，这封信谈到了她自己的焦虑，日常生活以及必须寻求亲友支持。
我想知道我丈夫的消息。从5月底就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三人。6月我躲在卡奥，我拍电报给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我疑心电报是否收到。我还在想何时怎样才能和两个孩子去哈尔滨，玛利19岁，扎维17岁了。时局好的时候，我曾想过让他们在上海上中学。对他们而言，在这个年纪回远东是否可能呢？在等待的同时，我们暂时生活在德·蒙齐先生在卡奥的领地，6月里他的保护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等待你们对我行程安排的决定时，我想去巴涅·德·比高尔，如果能在那里找到空房。我今晚去卡奥同孩子们会合，我在此地的地址是邮政信箱，对于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邮政信箱比较安全。
抱歉在悲惨时代我用这些无聊小事来占用您的时间，我本不想用这些来打扰您。
我希望您家里都好，家庭的联系渐渐重新密切。只有战俘们值得同情，囚禁是难于承受的。
麦尔塞黛·乐和甘
麦尔塞黛得到的答复显然不能让她放心。“我认为你带着孩子平安与丈夫会合的时机还未来到。我不会反对您的儿子在合适时机与您同行。”除了寄托微薄的希望，还能怎样对待这些话？是的，麦尔塞黛的生活只剩下漂泊，她悬于这些她不大认识的官员的一张嘴。他们有人选择留下为贝当政府服务，另一些抛弃了投敌政府。她敲了许多人家的门去了解儒勒的消息，想与儒勒保持联系。她不耐烦了，向遥远的满洲成功发出过几封电报，比如1940年8月26日，她从法国驻上海使馆转发的电报：“乐和甘夫人与孩子们很好，目前在卡奥费纳隆街普拉纳卡萨涅夫人家询问丈夫近况。”电报最终到达儒勒手中，他立刻回复，鼓励，安慰：“不要担心，我定期往卡奥市政府写信。印度支那银行转去汇款。乐和甘。”战时通信是简短的，吝啬细节，隐瞒着未表述的东西，但是所表达的意义重要：我们坚持着，仅此而已。
在他的级别，儒勒不再写1940年3月那样的笔记，他表示“对目前的岗位满意，不希望任何变动”。在这些句子中有一种放弃，他20岁时曾写到很满意呆在有事情发生的地方，并且希望经历更多。而在55岁时，他呆在除了俄国人和日本人外大家都忘记的满洲，沮丧战胜了年轻时的热情。儒勒的上级用简短的一句话概括评价了这个部里未加重用的雇员：“好雇员，但有些尖刻而且有时缺乏判断。很适合哈尔滨的岗位。总之，他严肃但不欠缺才智。”这份职业评语是儒勒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份，充满心照不宣和失望。这是外交部为这个雇员所保存的最终个人鉴定。
1941年6月，麦尔塞黛获准进入占领区，她一直在努力获得儒勒的消息。在9月她再次拍电报给丈夫：“从7月来无消息。玛利和我试图去母亲那儿，她病重。我们1月回卡奥，扎维在此继续学业。身体很好。”同一时期，她重新到部里努力，希望与儒勒会合。在那时写的信里，我们感到麦尔塞黛的痛苦和愤怒。她挣扎着，到处求助以便能与儒勒会合。
没有中国来信让我完全孤立，使我再次请求准许带着孩子到哈尔滨与丈夫会合。如您所知，我本应该在1940年3月出发去中国，我有“菲力克斯·卢梭”号的派遣票，我的行李已经到了马赛。我儿子的病要长久治疗，这使我将行期推迟到1940年6月。可惜未能成行。我与孩子们困在勒罗，等着上船。我向您承认我觉得已经无法承受分离，每日都更加复杂的局势使分离更加长久。我能否请求您，先生，好心同意我进行期待已久的这次旅行。
麦尔塞黛永远也不能完成此次旅行了。尽管整个战争期间她都在努力，但没有用。从此时开始，信中一些零散的迹象，使我们了解这种奇怪而可怕的两地分隔的家庭生活。在这些生活片断中，可见到她坚持与儒勒保持联系的愿望，告诉他家里的情况。尽管一直想去中国，但无法成行，生活在继续，她惟有通过给儒勒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从精神上得到安慰。1943年3月，她在玛利22岁结婚一个月后的电报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