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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重要的城市里，蒋介石在一年前刚刚夺回英国租界，其紧张气氛远非海口能比。国共两党的冲突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尽管儒勒认为上级遗忘了他，然而他还是以最大的忠诚来尽到职责，就像法国商务总管在写给外交部的信里说到的一样：“曾委任他管理许多地方，有些地方十分艰难，例如广州和汉口。他忠诚地完成了任务，我请求大人正式承认他在最近汉口的事件中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多年以来，他虽然被放在（提升）名单的最前列，乐和甘先生在从比他更年轻的同事的一次次升迁中，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部里毫不满意他的工作和服务。我因此自动来为他证实不是这样。”可是不久，儒勒在事业上的失望，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家庭中出现了悲剧。
1929年4月19日，三个小乐和甘中最小的一个：皮埃尔，被肺炎夺走了生命。无法想象两位父母和两个孩子的痛苦，尤其在这死亡来得如此可怕和不公正的情况下，痛苦也更尖锐。他们刚在法国送别了玛利亚回来，在中国刚找到重新开始生活的线索，命运仿佛就向这个家庭投下了不祥的符咒。
麦尔塞黛不能再呆在中国，她还担心扎维也会染上肺炎。5月16日，儒勒紧急致电给部长，“根据医嘱，乐和甘夫人和我们的两个孩子必须非常紧急地返回法国”。儒勒不能离开岗位，是麦尔塞黛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回的法国。幸好扎维并未染病。
对于独自留在汉口的儒勒，这是漫长的孤独岁月的开始，也是他漂泊的真正开端。他是一个三年前失去母亲的儿子，又刚刚失去幼子的父亲。玛利亚之死几乎也杀死了一个从前的儒勒，而皮埃尔的夭折成为他此生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从此，儒勒不再有从前人们熟悉的好脾气了。只有在家庭中他才会恢复好脾气，并且倍加关心。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非常注意欢乐和相互关心，不让时光暗淡忧伤。矛盾的是，在这种悲剧之后，他的事业见证了他精神转变和态度并非如他所愿。
儒勒在1930年和家人团聚后，记录下了一个孩子去世，夫人和两个孩子离开中国这段苦痛的经验。在汉口的工作日志上，他的上级头一回对儒勒下了“性格古怪”的评语。当然，儒勒曾自认虽然脾气好，但也不乏个性；当然，失去一个孩子，会让人因痛苦而影响和别人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看到儒勒在今后几年的变化，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久放弃的开头，是一种占据了儒勒心灵的“痛苦的清醒”的结果。儒勒渐渐放弃了和他的同仁以及上级的关系，完全随性而行，随痛苦摆布。灵魂和心灵在漂泊……
1930年2月，回法国休假的儒勒的心是沉重的。他没想到在见不到玛利亚的痛苦上，还要增加失去一个孩子的悲伤。他带着双重的阴影离开上海，去支持麦尔塞黛，安抚两个孩子。而对于麦尔塞黛来说，还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恢复健康，以准备足够的勇气，重新面对中国。
因此，1931年儒勒独自回到汕头。这是在一个他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里出现的新城。可是与喧闹的首府不同，汕头只是个懒散的小城，儒勒根本无法过充实的生活。说实话，在汕头的停留期间，儒勒只吃着白面包，远离家人，考虑的是如何“得到一个职位，可以让他的家人过来，而对她们的健康没有威胁，并且还可以保证孩子的教育”。儒勒经历过悲剧，他最大的忧虑就是他的家人，以及如何让他们和自己团聚。然而，他个人的痛苦，并不能完全遮盖中国局势的影响……
蒋介石的胜利很难使国家真正脱离无序状况。他占领了北京。1928年6月，北京改名为“北平”，其地位降得比南京低，让人感到它只是明朝时的一个都城而已。在军阀，日本侵略者，和共产党之间，蒋介石很难说真正占据领土。即使在蒋介石最强大的时候，也只不过声明占有了这个国家的四分之一土地。此时，这个政府是残废的、负债累累的，无力以它的权威来统治中国。
在内政艰难的时刻，中国还要面对日本侵略的外忧。三十年代初，日本开始真正入侵中国，他们首先占领了满洲里，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国，把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推上领导者的地位。从此，日本人不仅仅以自治运动为借口进行武装，而且还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战争。蒋介石认识到中国军队不是日军对手，便拖延时间，决定先剿共，后抗日。
从1927年以来建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根据地，终于在1931年在江西会合，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的“苏维埃共和国”。蒋介石认识到这些活跃地区的危险性，从1930年到1933年发动了四次剿共战争。这四次战争由于受到毛泽东以现代游击战方式领导的二十万红军的抵抗而遭到失败。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使共产党的军队离开了根据地，但却让毛泽东有机会创建了“长征”的神话……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期间，儒勒于1933年4月离开汕头回国，和他分离了两年多，一直留在法国的家人团聚了。他把中国局势和日本对满洲里的占领留在了身后。他还不知道，其实，这一切已经进入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假期，儒勒回到了正处于“疯狂年代”的欧洲。狐步舞的节奏淹没了新德国总理充满仇恨的呼喊。阿道夫·希特勒在1月份掌握了政权。正当儒勒、麦尔塞黛、玛利和扎维1933年乘船重返中国的时候，希特勒废除了议会，通过了全权法令，开始完全重新组织司法力量。
离开这个在无知和忧虑之间摇摆的老欧洲，乐和甘终于和团聚的家人向上海——这颗远东的珍珠驶去。儒勒将在此担任副领事。这个升迁使儒勒十分高兴，因为他又能和家人在一起了。
上海，1933年。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黄金时代，成为一个神话。关于三十年代的上海，人们都已经说够了写够了。“三十年代的上海”这个外来的称呼已经有了世界性。与这个含糊而又极富表达性的年代联系在一起，就提示人们上海是最有色彩，最喧闹， 又总带着最神秘梦幻的地方。
1933年11月，儒勒携家人来到上海。梅里叶先生在从前比较散乱的局面里重新勒紧了这个租界的缰绳。他是个坚定的人，严肃的上级。他迎来的这位儒勒·乐和甘，已经被家庭团聚重新鼓舞，却在经历的悲剧中消耗掉了很难补回的精力。1934年初，梅里叶领事对儒勒的描绘褒贬参半：“对于中国领事事务有可靠的经验，只是有时有一些错位的幻想。工作尽职尽责，然而毫无热情。”他认为如果儒勒受过良好教育的话，那么他“还需要分辨不同的方式”，儒勒的性格不错，只是表现了“太多的自恋”。“一个智慧的本该更有作为的官员。我还看不清是什么让他不对劲。可能是过分的怀疑主义取消了他对工作的热情。在事业上很落后，他放弃了所有的野心，只把工作看作谋生的手段。然而他本来有长时间的中国事务的经验，可以用在中国的这些岗位上。”而我们，跟随儒勒走过了那么长的中国之路，可以帮助梅里叶看清是什么使他“不对劲”。
一边是一个曾经充满精力和希望，而今天大大削弱了的领事，另一边是一个行政上级，不理解那种“带到工作任务中的过分的怀疑主义”。1925年，儒勒的上司写下溢美之词，认为他是“我们在中国的优秀官员中的一个”，到了 1935年，梅里叶的写法是，他“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官员”。两段评语之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儒勒失去了两个给他的存在带来平衡的生命。
然而，儒勒总是在家庭中寻找平衡。他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关心这个家庭。在年度评语中，在上司的批评旁边，儒勒写下“如果家人和自己的健康允许的话”，希望留在上海。他想留在上海还有一个原因，“他发现在这里安排子女的教育非常容易”。如果要他离开此城别就他处的话，他提出的惟一要求是，应该是一个“让他的子女能够找到学校上的职位”。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