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往英国，不过此前他们已经在英格兰买下一幢房子，并在苏格兰租了65000英亩的地产。
马丁的舞会事件绝妙地印证了深刻的经济转型，它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一直搅动着西方世界。我们已经在工业革命中生活了将近两个世纪，这很容易让我们忽视第一次“镀金时代”同人类历史其他时期的根本性割裂。1800年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逾6倍，而世界人均收入增长逾10倍。社会运作方式的转变是全新的，且其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从野生到家养的转变。
要是你有幸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你不必成为经济学家也能察觉自己生活在历史的某个关键时刻。1897年——就在马丁举办舞会那年——马克吐温造访了伦敦，恰巧碰上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加冕60周年的钻石大庆。
“英国的历史长达两千年，”马克吐温写道，“然而自维多利亚女王出生以来，世界在许多方面往前迈了一大步，比之前两千年所有前进步伐的总和还大。”
2010年过世的安格斯麦迪森是一名经济史学家，也自认为是“数据恋人”——他认为数字对于理解世界至关重要。在长达60年的职业生涯中，麦迪森致力于收集过去两千年有关全球经济转型的种种数据——从海运到烟草贸易等。他天才般地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细细咀嚼”，然后揭示出全球发展的大趋势。
麦迪森绘制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统计表，其中一张展示了19世纪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西欧国家以及被他称为“西方衍支”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公元1年到1000年，西欧国家的GDP（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0。01％的复合减少率缩减，总体而言公元1000年的人们比一千年前稍穷一些；在“西方衍支”国家中，GDP在这一千年内增长了0。05％。在1000年至1820年间（8个多世纪），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复合增长率为0。34％，“西方衍支”国家的这一数字为0。35％。
紧接着，世界发生了彻底变革。经济开始腾飞——1820年至1998年间，西欧国家的GDP平均年增长率为2。13％，而在“西方衍支”国家，这一数字高达3。68％。
工业革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最终，西方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并且工业化的程度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两百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我们才得以想象工业化带来的差距有缩小的可能。
可是，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这一转变打破了社团间的联系，使人们历经艰辛学到的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马丁一家和他们的好友成了典型，但他们只是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冰山一角。与之相反，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舞会的举办毕竟正值“长期萧条”时期，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经济滑坡，而且持续时间比五十余年后发生的“大萧条”更为长久。工业革命造就了许多顶级富豪（我们称他们为“强盗贵族”），也造成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当然，卡内基十分自信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他用“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来形容其优势，让现在的我们都感到局促不安。但是他也明白“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尤其是，他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称为“当代的一大问题”。
卡内基生活在第一次“镀金时代”，因此他比现在的我们能更直观、更清楚地意识到：同过去几个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第一次“镀金时代”带来的差距是多么显著。“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他写道，“人类的生活环境不但发生了改变，而且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从前，部落首领和下属在衣食住行和生活环境上几乎没什么差别。如今，文明人已翻过这一页历史，但印第安人依然如此。我在拜访苏族人时，曾被领进酋长的棚屋。他的棚屋在外观上同其他人的没什么区别，即便同最穷的族人的棚屋相比，区别也微乎其微。而如今，百万富豪的宫殿与劳动者的茅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反映了人类走向文明期间的巨大变革。”
第4节。
卡内基从一个纺织童工一步步往上爬，最后跻身美国首批顶级富豪的行列。他明白宫殿和茅屋间的距离仅仅是贫富差距的外在表现——一块比赛记分牌而已。
权力关系的变化从工作场所中就能体现出来，在那里你能最强烈地感受到：“从前，家里或家庭开的小商店生产商品。师傅和学徒肩并肩地工作，学徒和主人住在同一屋檐下，因此生活条件都一样。当这些学徒成为师傅后，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少或完全没有变化，他们按同样的规程传授技艺给自己的学徒。这大致体现了社会平等——甚至是政治平等，反观当今，那些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美国国务院里几乎没有发言权。”
在工业革命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第一次“镀金时代”改变了这一点。卡内基接着写道，“如今，我们的工厂里和矿上聚集了上千名技术工人，雇主对他们一无所知，而在那些工人看来，雇主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森严的等级已经形成了。通常，互相的忽视滋生出互相的不信任。不同等级的人不会互相同情，而是时刻准备好了诋毁对方。”
这种转变在美国尤为明显——原因之一可能是直至今日，美国的历史观还没有完全接受卡内基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工业社会中那些“森严的等级”的存在。美国在建国初期——美国革命时期——是地球上最为平等的国家，建国者也自豪地宣称这一点。1814年9月10日，托马斯杰斐逊从密西西比州蒙蒂塞洛给托马斯库珀博士寄了封信。库珀是英裔美国人，博学多才，他熟习法律，教授化学和政治哲学，当过一所大学的校长。杰斐逊在信中写道，“我们没有贫民劳动者构成了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或专业工作的富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仅拥有适量的财富。大多数劳动者拥有财产，有地可耕，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富人和能人那里索取报酬，只需要适度地工作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另一方面，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对欧洲人所谓的奢华完全没有概念，他们比劳动阶级拥有更多使生活更为舒适和体面的物品，但仅比制造这些物品的劳动者多了一点点而已。还有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比这样更令人满意的呢？”
杰斐逊将这样一个阿卡狄亚式的平等社会同贫富差距显著的英格兰作了对比：“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两个国家各自的幸福值。在英格兰，幸福只属于贵族。你比我更清楚他们同劳工和穷人之间的比例。假设贵族在100人中占4人，那么这个国家的幸福和苦难的比例就是1∶25。而在美国，这一比例是800万∶0，换言之全部都是幸福，没有一丝苦难。”20年后，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回到法国后他写道：“没有什么比美国人民的普遍平等状况更触动我的了。”
在杰斐逊和托克维尔的眼里，美国相当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瑞典。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收集的大量数据已经证实了这一历史。当时美国的13个殖民地——包括南部和黑奴区——明显比其他国家更为平等，而英格兰、威尔士和荷兰这些国家将很快见证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
“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