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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将黑奴纳入总收入分布的统计对象，1774年的美国殖民地仍是家庭收入分布最为平等的地区，尽管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已经变小了。”林德特教授说。
当时，造访者和美国人除了将美国视为一块平等的土地，还认为殖民地的人比家乡同胞要富裕——这毕竟是移民美国的目的之一。林德特和威廉姆森还用了一个重要的特例证实这段历史：除去精英阶层不算，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比英格兰更加富有。当目光聚集在最富有的前2％的美国人时，将他们同英格兰的土地贵族相比，连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也成了可怜虫。虽然今天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些美国人显然比英格兰人更为富有，但后者前2％的富人实在是太有经济实力了，以至于英格兰整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几乎与美国不相上下。
“在美国找不到能与英国贝德福德公爵相匹敌的人，”林德特教授说，“连最富有的查尔斯顿黑奴主都敌不过英国的土地贵族。”
在主张平等主义的美国——甚至在主张贵族统治的欧洲——工业革命使得社会财富“水涨船高”，同时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工业革命的进程令人痛苦的原因在于：成为失败者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技术熟练的纺织工等勒德分子从自身角度出发，捣毁使手工艺变得无足轻重的机器，他们的动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在由前1％精英统治的社会里，工业革命的“创造性破坏”对于许多有诚意加入富豪行列但摔了大跟斗的人而言是痛苦不堪的。事实上，正是他们——渴望成为富豪的人——那令人动容的伤感促使马克吐温写出了为该时代命名的小说。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镀金时代》的合著者）在伦敦版小说的前言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如意算盘——不论是在社会地位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我们想在《镀金时代》中阐述的正是这种四处弥漫的投机心理。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这种投机是喜忧参半的：好的方面是它既能促使我们永远前进，直抵某一目标，又能阻止我们袖手旁观；坏的方面是我们选定的目标通常是错误的，结果使人精疲力竭——如果整个国家充斥着这样的人，国家也好不到哪去。话要说回来，有目标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好，即便有时受尽了苦，也是有胜于无。”
尽管作为美国主要资本家之一的卡内基承认，美国的经济转型终结了“社会平等”的年代，但政治民主还是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逐渐深化，这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从很多方面来说，逐渐深化的政治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间的碰撞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一大历史场景。在美国，这种冲突引发了平民党和进步党的运动，并平息了当时99％的民众的不满，将反托拉斯法、政府监管和收入税施加于富豪阶层。20年后，“大萧条”进一步激怒了美国大众，他们要求将更多的限制加在顶级富豪的头上：在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间构建了一堵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截至1944年，最高税率达94％。而在1897年，即马丁举行舞会的那一年，还没有“收入税”一说。
在欧洲，社会底层人民从来没有美国殖民地的人们过得好。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第一部脉络清晰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由此诞生，并导致20世纪中叶俄罗斯、东欧和中国发生了激烈的革命运动，从而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者对自身国界之外也产生了影响——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产阶级在那些布尔什维克党以“苏联集团”之名建立专政的国家里生活得最为悲惨，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在美国和西欧，顶级富豪与普通大众的妥协成功奏效——经济大幅增长，收入差距稳步缩小。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国前1％的富人和其余人的经济差距缩小了，前1％富人的收入份额从1940年的近16％降至1970年的低于7％。198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到2012年，这一比例飙升至380倍。即使税收保持在较高水平——最高边际税率达70％，但是从1947年至1977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仍达到3。7％，如此强劲的经济增长普遍营造了乐观和繁荣的氛围。这是美国中产阶层的黄金时代，难怪美国的通俗文化热衷于铭记这段历史。西欧国家的经历大都与之类似——强劲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和覆盖面广的社会福利网络。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伴随着经济转型，“二战”后的社会契约原则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即使同工业革命后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相比，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变革也是一次巨大的加速。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将西方经济从马的速度加速到车的速度，那么当今的变革是将世界经济从平信的速度加速到电子邮件的速度。
而对于西欧和“西方衍支”国家来说，同工业革命相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突飞。（它们帮助保持了2％~3％的经济年增长率，虽然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状况，但从历史上看，这已是超乎寻常的成绩了。）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从全球来看，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济大幅增长，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倍，而中国增长了12倍。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比我们现在所谓的新兴市场仅富裕一点儿，并且全世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共同的认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调查了19世纪有关国际收入的经济史文献。他发现，1800年至1849年间，在当时最贫穷国家之一的印度，一名无需特殊技能的日常劳工的工资是英格兰——当时最富裕国家之一——同等劳工的30％。这里还有另一组数据：在19世纪20年代，荷兰的实际工资仅比中国长江流域的高70％。这些差距看似较大，可与现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瑞士联合银行（UBS）编纂了一份被广泛援引的《全球物价与收入》报告。2009年（瑞银完成全年完整报告的最近一年），纽约一名建筑工人的名义税后工资为每小时16。6美元，而同类工人在北京拿0。8美元，在印度德里拿0。5美元，在肯尼亚内罗毕拿0。6美元，这一差距比19世纪时要大得多。工业革命造成了富豪统治，但同时使西方中产阶层富裕起来，西方的工人也同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拉开了巨大差距。当发展中国家接纳自由市场经济时，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因为这些国家正经历各自的“镀金时代”。
同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合作密切的林德特教授是“深度历史”（deephistory）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该学派的学者致力于从长远角度思考世界经济——将经济学研究放入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林德特认为，当今我们正经历着的全球经济变化，在规模上和影响上都是史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