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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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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以上仅是美国的数据。如霍莉小姐所言,当今崛起的富豪统治集团有一个重要特点:顶级富豪是“全球兴风作浪者”。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报告指出:在过去的30年,瑞典、芬兰、德国、以色列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即便都选择了比“美国模式”更为缓和的资本主义模式,它们贫富差距的扩大照样和美国一样快,甚至更快。法国通常将自己视为特例,并引以为豪,它似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的局外者,但最近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10年间,法国也没能逃过一劫。
第3节。
    新兴经济体中前1%的富豪也正把其余人甩在身后。现在中国的收入不均现象比美国更严重,印度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扩大,而“金砖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巴西的贫富差距没怎么扩大,可能是因为其收入差距本来就很大。当今,巴西仍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收入不均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我和埃及电信业的亿万富豪纳吉布萨维里斯最近进行的一段谈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今金钱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流转的。萨维里斯的财富版图从他的出生地埃及扩展至意大利和加拿大,他还支持了开罗市中心解放广场的叛乱活动。在多伦多的四季酒店,他向我(以及餐桌上的听众)表示了对独裁者巧取豪夺的不解:“我一生都无法理解当这些独裁者掠夺财富时,为什么不只偷10亿美元,然后把其他的钱用之于民呢?”__

    我感兴趣的是他选择10亿美元作为独裁者掠夺的合理上限。我想知道在他的眼里,10亿美元是否就是他的财富目标?

    “是的,包括福利、飞机和游艇,差不多是10亿美元,”萨维里斯对我说,“如果我金盆洗手的话,至少得拿到这个数。”

    大多数美国工人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发横财,而且许多人发现,那些使顶级富豪更加富裕、更有权力的力量,反而摧毁了工人们的职业、工作和毕生储蓄。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导致西方的很多工作被快速淘汰,使西方国家的工人直接面临同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的竞争。那些才智平平、缺乏教育、运气不佳、半途而废的人想要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中获利,反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等收入止步不升,因为机器设备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已经压低了西方中产阶层劳动力的价值。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过去20多年来我一直在跟踪研究全球新贵:在欧洲参加各种高级会议,在玛莎的葡萄园岛或硅谷的会客室里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咖啡一边做访谈,还在曼哈顿的高端晚宴上细心观察。你完全可以预见到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言:有钱人与你我不同。

    而更贴近当今时代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的富人也不同于过去的富人。极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已经造就了新一代超级精英阶层的崛起,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囊括了上两代人的财富。该阶层的成员是工作勤恳、受过高等教育、享受生活的精英人士。他们感到自己理应成为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的赢家,并对那些还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抱有一种矛盾心态。他们往往相信那些维持社会运转的机制,但对于经济的重新分配,即用来支持那些机制运转的税收,没什么兴趣。最惊人的一点是,这些新贵们正在形成一个跨全球的圈子,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自己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的定居之所在纽约还是香港、在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虚拟拜金世界的诞生令人瞩目,花旗集团一支杰出的策略团队建议其客户根据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力量设计投资组合。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报告中,策略师提出:“世界正分化成两个阵营——顶级富豪和其他人。在顶级富豪圈,没有美国消费者、英国消费者或者俄罗斯消费者,只有富裕的消费者,他们人数稀少,在收入和消费上却是与人数极不相称的巨无霸。令人惊讶的是,其余那些数不尽的非富裕人群只分到总收入的一小杯羹而已。”

    在投资界,世界分为富豪及其他人两类已是普遍共识。2011年,世界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BlackRock)的首席股权策略师鲍勃多尔对记者说:“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自由市场的权威人物,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也注意到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在2012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他宣称,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扭曲”。他说,美国经济衰退后迎来了“重要的经济复苏只不过该复苏是属于高收入群体、大银行和大公司的”,而经济体中的其他单位,包括小企业和“数量庞大的劳动力”经受了打击并仍在痛苦挣扎。格林斯潘担心,我们所见到的根本不是单一的经济,而是在不断分化、差距变大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这一假说至今仍在应验。花旗的“沙漏指数”涵盖了从豪华零售品牌塞克斯(Saks)到“一元店”家庭美元(FamilyDollar)的股票。这一指数从最初发布的2009年12月10日到2011年9月1日期间增长了56。5%,而同期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仅上涨了11%。

    第一次“镀金时代”

    1897年2月10日,美国超级精英阶层的700名成员齐聚华尔道夫酒店,参加由纽约律师布拉德利马丁和他的妻子柯妮莉娅举办的化装舞会。据《纽约时报》报道,最受欢迎的是“绝代艳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yAntoinette)的造型,有50位女士扮成了她。柯妮莉娅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主妇,眼睛湛蓝,嘴如弯弓,胸部丰满,双下巴隐约可见,她扮成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但挂着法国王后曾经戴过的一串项链,这足以令其他人黯然失色。布拉德利扮成路易十四(太阳王)款款而来。美国德裔皮毛业大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扮成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他的母亲卡罗琳也扮成了玛丽安托瓦内特,她穿着礼服,戴着价值25万美元的珠宝。银行家JP摩根打扮成法国剧作家莫里哀,他的侄女摩根小姐扮成了普鲁士的路易莎王后。

    马克吐温在1873年的一部同名小说中创造了“镀金时代”这个词,但是马丁举办的这场舞会标志着,即便在一个逐渐习惯顶级富豪的国家,对巨富的展示还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据《纽约时报》记载,这场活动是“大都市中举办过的策划最为周详的私人派对”。《纽约天下》报道,马丁的客人包括86位大富豪,他们总共拥有的财富令世人震惊。据该小报所述,其中有12位客人每人身家超过1000万美元,另有24位客人每人拥有500万美元的财富,不是百万富豪的寥寥无几。

    当时,整个美国都痴迷于炫富。《商业广告》报道,“马丁的舞会在时尚圈,甚至是普通大众中都轰动一时,而仲裁条约、古巴问题和纽约警察廉政调查好像都成了公众关注的次要事件。”那时和今天一样,美国颂扬大亨以及造就这些大亨的经济体系,但是即便在一个拥护资本主义的国家,马丁的舞会最终被证实是一个失败的决定。

    舞会举行的年份是1897年,正值经济动荡不安的“长期萧条”(LongDepression)时代——自1873年开始的“长期萧条”是美国在19世纪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滑坡——眼看就要临近尾声。

    马丁夫人为舞会找了个正当理由:“滴流”。她仅提前三周发出邀请函,因为她认为如此短暂的准备时间会迫使她的来宾在纽约而不是去到巴黎购买奢华的礼服,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纽约市音乐家协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并认为富豪的这笔大开支为其他人创造了重要的就业机会。

    但是民众普遍没有信服这样的解释。该舞会使得马丁一家臭名远扬,并引发了人们对富豪的广泛民愤,由此顶级富豪被征收收入税。这一切促使马丁一家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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