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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会。在新世纪的头一个40年间，随着持久政治党派体系的成形，他们建立了一个新机制，也是合法化的一个新来源，来选择出有希望成为公共领导的人。相似暗示的变化也能来自相反的方向，当地社会的头面人物也可利用新出现的选择形式。例如，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县（Middlesex Couty）的财产拥有者的财富投资组合在1780年以后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从持有当地债权转向持有股票和债券——这绝对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与传统的乡村债权相比持有它们不需要面对面的权威和依附关系。对于这种“乡村资产组合流动性”的突然增长，对变化中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的作者总结道，“无论意味着什么，自此以后资本主义向新英格兰乡村经济大为逼近了。”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的到来”在农村社区，甚至在那些没有引入新生产模式的地方，改变了地方权力模式和地方的个人依附关系。消费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倡导了更商品化的社会意识，这是一种更多来自于生活方式而不是个人和特殊等级关系的意识；因此，意识到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说明的是阶级问题而不是阶层问题。特别对于中等收入的美国人来说，在19世纪生活标准得到戏剧性的改善，达到历史学家认为是商品化的“家庭生活崇拜”的程度，是出现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和文化非常核心的一点。历史学家曾努力证明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南北战争之前和之后的10年，但是有证据表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末开始的萧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快速增长的城市中，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等收入家庭修建更大而且更时髦的房子，至少到1830年，在农业进步杂志中读者递交的农场房屋规划显示，拥有宽敞舒适的家的理想传播得更加普遍。在这10年更重要的是，无论怎样，轻便物品的扩散和价格的下降，二者导致从更便宜的交通方式到生产方式的各种变化，包括机械化工厂的纺织品。长期持续的价格下降是后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特点，实质上提高了生活标准和中产者更强烈的消费主义，乡村和农场里也和大城市中一样。。 最好的txt下载网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8）
由于个人收入的提高和价格的下跌，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反应不仅是大量消费商店货架上的商品，而且通过社会指导，如可利用的礼仪书和时尚杂志［《戈迪妇女杂志》（ Godey's Lady's Book），最有影响力的新时尚杂志，1830年第一次出现］，去建造一种更舒适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带来一种新的感觉，即这种生活方式是地位的基础以及对风度的欣赏。个人等级属性关系并没有从当地社区的小型社会世界中消除，但是它们很少带有18世纪的恭顺传统。社会等级的属性在改变，部分是对共和政治思想地位上升的反应，但也是对新的社会身份的反应，新的社会身份是在商品、信息和制度的世界中形成的，而后者来自于外部并强加给面对面的社区。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消费对中等收入的人们的社会身份的确定有着最显著的作用。富人们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在19世纪需要通过建立排他性的俱乐部和社交圈，以及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的方式，来巩固他们上流阶级的身份。在天平的另一端，挣工资的工人在这些年实际收入没有得到持续增长，假如一些工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标准，那也只是适中的水平，很少能抵消他们从新的生产方式的体验中得到的很强的被排除和被剥削的感觉。最快速变化行业中的工人对这种新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感觉最为强烈，到19世纪20年代，他们开始组成这个世纪最早期只属于挣工资者的工会，他们开始称呼自己为“工人阶级”。很显然，是车间里出现变化，而不是在市场中，这推动着新的身份的出现。但是，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生活标准上不断增长的差距到19世纪30年代变得显著了，当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身份得到区分后，这种差距将变得更加显著。
我们应该强调，社会身份的区别——从城市主导的不断扩展的贸易网络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很少受个人方式影响的出版社中萌芽——在这个国家很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村庄的边界而与贸易方式紧密联系起来。理查德·布什曼（Richard Bushman）写道：“打开乡村”不仅提高了种植的方法，而且也“带来城市的影响——有礼貌、文雅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更进一步说，农民们采用更有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因为这些方式“使他们能布置他们的客厅，给他们女儿穿时尚的礼服，并能送他们的孩子去学校”。用布什曼精彩的句子来说就是“传播本国绅士们的标准”，重新定义美国农村的社会价值标准，将“乡下可耻的负担”甩给那些不能在紧张的市场生产和消费中成功竞争而摆脱田园生活的人。 逐渐地，在这个新时代里，那些继续“旧轨迹”的人被从社会秩序的中间推向底层。这可以看做是对布什曼论点的补充或者一点扩展，即他们也同样从美国乡村文化的核心被推向边缘。
长期存在的“充足的逻辑”在杰克逊时代在多大程度上被更有说服力的“积累的逻辑”超越了呢？布什曼论及在市场自由竞争下的赢者和输者中绝大部分是欧洲裔美国人，但是我们应当小心不要忘记有将近250万非洲裔美国农业工人，足足占1840年美国人口的15％，他们的奴隶地位甚至不允许他们表达竞争的愿望。并且，在那些并不成功的自由的农民中，仍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多少人不是不能够而是不愿意按照“本国绅士们”的新标准去竞争。不管全部粗俗的农民和南部山地农夫是否组成一个争吵、酗酒、逃避工作的“凯尔特小圈子”（Celtic fringe），这种生存方式与其说有一点骄傲不如说有一些羞耻，在所有地区仍然还有大量的农村人抵制或者忽视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公共约束，即使在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民中，也不会突然或者完全消失。他们继续把当地交换的规则很好地带到扩展本地以外贸易的时代中，并且在普通人理解的危机中，即外部精英领导的力量不合理地侵占当地社区的利益和秩序，用“道德经济”的措辞特别表达出来。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这些在城市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如临时工和其他工人对可持续利用的便宜食物的威胁的反应，以及在特定行业中对技巧或收入造成威胁的创新的反应。然而，无论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还是历史学家的考察，这都不是一个忠实地坚持“旧轨迹”的时代。对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期待资本主义”的时代，是属于“独立奋斗的人”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们“看到障碍物的前面就是机会”的“向前”的时代。我将在下一节说明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主题，甚至部分来源于一些美国人对其规则的敌意或者矛盾的态度。这里，我仅仅指出杰克逊时代竞争价值观念的不断成长是大量有形变化导致的无形的文化上的效果——汽船的突然出现把河流变成双向的贸易通路，这样通过运河连接大湖平原和大西洋海港，出现魔法般生产纺织品的机器和工厂，城市增长到欧洲首都的规模，出现每小时可以印4 000张报纸的印刷机，以致有关各方面发展的新闻都可引起几乎所有人的注意。所有这些都给大量美国人以深刻印象，给他们一种共同的感觉，就是一个精力十足的国家在进行快速而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这种效果也许更必然地出现在个人层面的感觉上，体现为交通成本的降低，便宜而更多样的商品摆满本地商店的货架，并且杂志上的文章定义了新的“本国绅士们”的生活方式。在“期待资本主义”的时代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优势最重要的是对机会和日常生活环境变化的响应。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9）
1840—1890年
从杰克逊时期以后，机会和环境并不是一直在变好。实际上，1840年人口普查记录以后的半个世纪是一个再次发生危机的时期。这50年是从严重的6年经济萧条的中点开始的，它包括至少两次短暂但是非常剧烈的经济衰退（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19世纪80年代中期），19世纪70年代的6年萧条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过程最暴力的劳资对立，而最悲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