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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联结在一起。这个方面始于19世纪初，而假如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假如称之为“第一政党体系”，它实在完全不是一个体系——那么“第二政党体系”的时代一定可以看做是各方面都更卓著，无论是这一政治制度发展的深度还是广度。辉格党提出一个提高关税、集中银行和“国内改良”的联邦一体化的纲要，而民主党表示反对，各党所演讲的内容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地域偏见的力量，因为它反映了在这个国家应该如何看待地区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政党制度大大增强了这些议题的分量。到1840年，甚至最顽固的辉格党也开始信奉群众政治动员的策略，这时一个持久的、等级分明的政治组织体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来，把哪怕最狭小的地方的公民的注意力引导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议题和信条上来。 。 想看书来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6）
此外，种类繁多的志愿协会的发展，如政治团体一样组织成地区间以社区为基础的机构网络，成为这半个世纪突出的新特征之一，也是对新的社会地理布局做出最重要贡献的力量之一。在革命和成立邦联的激动人心的10年间，需要在不同的地理层面上有大批促进合作的努力，但是1790年以前，下面的看法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即绝大部分美国人几乎不会参加实质上超越本地和本地家庭、教会、社区三方连锁的机构。然而，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志愿协会在期间的几十年间加快发展步伐，组建了不同的协会来发扬良好道德，保持心灵安宁，在西部边疆传播正确的基督教，在部分地区废除奴隶制度和从所有地区消除酗酒现象，提供和管理兄弟会仪式和团体，保护工薪者的利益，并为其他的目的服务。这些协会日益把自身组织成州范围的、地区和地区间的网络。早在1816年，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和美国教育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Society）就通过它们特别的名字显示它们将筹划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在它们之后还有一系列其他组织，包括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1817）、美国礼拜日学校联盟（American Sunday School Union，1824）、美国土地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1825），还有美国家庭传教士协会（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ty，1826）。1833年，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New England Anti Slavery Society）联合纽约人组织（New Yorkers）和其他力量组成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American Anti Slavery Society），这一组织最终合并了有20万名成员的2 000家地区分支组织。成立于1826年的美国促进戒酒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Temperance），到1833年协调着拥有50万名成员的4 000个分支组织的工作，而到1836年又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组织的一部分，组成了美国戒酒联盟（American Temperance Union）。这些组织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志愿协会至少部分是按照中央—地方方式组织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增加的城镇一般是地方层级的组织分部，而协调中心通常位于较大的城市。即便是那些依照其他方式设立的组织，比如说，根据镇区和县的边界来组织的团体，它金字塔形向上到顶的中央机构也位于地区内的主要都市而不是州行政首府，这种结果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团体都根据它自身活动的发展速度和对它的需求的强度，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联系着相当数量的地方社区的居民。
出版物在这个成长中的国家中的急剧增加也推动了世界大同主义的形成。作为美国志愿协会发展的一个附属结果，1790年到1840年是美国期刊出版扩张的一个时期，这些协会中的大部分通过报纸、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联系它们的会员，招募新成员和宣传它们的项目。但是报纸，还有一小部分杂志，是作为拥有自己独立权的机构发展起来的。报纸的数目从1790年不到100种，到1800年增加到差不多235种，在20年后超过500种，到1840年超过1 400种，增长速度是人口的倍。因为大城市报纸不仅面对本地较大规模读者群而且在乡村的更广范围内发行，所以报纸发行量也更大。在1790年，人均只有一份报纸，1840年就已经有11份报纸。因为报纸成为联系乡村和小城镇与新出现的都市体系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乡村和小城镇居民即使只阅读本地的报纸，显然也要读更多的报纸。这些报纸与更大的城市和城镇报纸网络都有非正式联系，它们习惯从那些报纸复制和再版新闻。杂志几乎毫无例外地在城市出版，给城市和乡村之间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联系。书籍也是这样，这些出版物都越来越集中在纽约、费城和波士顿。
城市地区发展影响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反应是个人和商业信件急剧增多。最早出现上升趋势的事件再次出现在18世纪90年代，在这一10年期间，为了处理信件，邮局的数量从75所增加到900多所，邮政的收入也增长了7倍多。到1840年，美国已经有13 000所邮局，并且邮政收入比1790年时高120倍——按人均计算增加了27倍。改善的邮政服务毫无疑问是为了满足需要，但是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信件的显著增长是由于地区外市场的扩张和城市地区网络的增长。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区域中，邮政收入都集中在城市里，假设信件按人口平均分配，那么重要地区的城市制造的信件是其本应该制造的4倍、5倍甚至10倍。但是地区外信件数量的膨胀简直太巨大，以至于不可能单独归功于城市和城镇中的商业信件，或甚至城镇中私人个别信件。还没有估算出在多大程度上，乡村的人们参与了私下创造穿越美国空间的文字流。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7）
所有这些现象，甚至个人信件的高潮，在最重要的方面都与经济发展相关，这仅仅由于书信传递路线的发展所致。新的交通系统以及这一系统通向的城市和城镇，是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要产物，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增加了地区外市场的穿透力，否则人们就会购买本地农场和工场的产品，并且在本地的市场系统中私下里使用或者交换货物、劳动力和信用。换一句话说，自我克制的社会和古怪家伙的小屋、报纸和小说，特别是孕育了它们的城市和城镇，与地平线上的乡下和村庄里的普通人们一起构成了一个跨越空间的更大的融合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商品在区域间越来越多地从农场流向城市又从城市流向农场的过程，就是驱动力所在。
新生国家变化着的社会地理布局对于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大量穿越巨大空间流动的商品来自各种新型的工场——机械化的纺织工场，各种没有机械化但有专业化分工的小型生产车间，以及制鞋、制扫帚、制棕榈叶帽以及制成衣的家庭手工作坊。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加强工业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特别在大城市已经产生了许多后来被看做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人。但是对早期工业时代的大部分人来说，在社会地理布局和社会结构之间更为重要的联系主要并不在于生产领域而是在于本地以外的商品流动，这种活动拓宽了当地的视野，在社区内重新划分了势力，并重新定义了社会关系。
19世纪的最早10年间，宗教的自愿主义传播模式加入了市场上消费品和市场制度二者的非宗教自愿主义，结果是在社区内选择成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元素。一个人可以选择社区中自己的教会和牧师，就是说，一个浸信会教会已经摧毁了英国国教和公理会的霸权，其附带产物就是不断增多的普通美国人能够选择本地交换网络之外的网络来买卖更多的商品。他们更需要从报纸、杂志、书籍和他们自己的信件中获得信息；就是说，用一种更私人的方式，不再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传递信息，而后者是过去不经常通信和读报的普通人从当地精英处获得信息的常用方式。［“专业人士、商人和土地精英，”历史学家理查德·D·布朗（Richard D。 Brown）写道，“不再是他们邻居信息的看门人。”］他们能够加入其他地方组织的志愿协会，那里的领导人可能完全不同于甚至敌对于本地领导人，例如反对废除奴隶制，或者不够格参加兄弟会。在新世纪的头一个40年间，随着持久政治党派体系的成形，他们建立了一个新机制，也是合法化的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