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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长期存在的“旧轨迹”的影响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物质环境把人们的期望、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塑造成希望和可能性的结合，试图分离这二者将忽视这一点。这样，绝大部分美国人相对孤立的经济和相对简朴的物质生活的限制不是必然地会阻止人们努力工作或者渴望获得财富，而是把进取心带给后代人，让他们明白以下想法过于保守：获得和保持一个稳定的供给，或者维持日常生活资料的能力，并拥有最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土地、贸易和婚姻的财富，提供给他们和他们父辈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是缺乏进取心，而是18世纪末期普通美国人所能够了解的世界所带来限制的一种现实表现；然而，这也相当程度上是自我抑制的规范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当地的平民世界对个人进取心的适度限制。因此，无论环境还是价值观念，引用我们一位历史学家最近的总结，进取心源自“单个家庭有限的人类需求”而非“无止境积累的压力”。
18世纪末永存于“普通农夫”中的“旧轨迹”并不是在本地生活的不变循环中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假设普通乡村美国人没有积极参加本地以外的市场和其他超越他们本地社区的重复交易体系，但他们确实一次又一次地离开他们的社区去参加与英帝国的战争。他们也收到和回复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信件，选派代表去参加制宪会议和新的州立法机构，并和他们的邻居一起反对参加或者镇压反对县法院强制执行债务的叛乱。1790年人口普查之前的1/4世纪里不断有这样的事件发生，每一这类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着乡村生活的这种褊狭力量。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不再主要用战争、革命和其他危机的形式对地方社区施加它的影响，而是更主要通过交通上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更细致和规范的贸易形式、新机构、不断扩大的信息媒体以及不断成长的复杂的城市和城镇网络来施加它的影响。不用说，各种类型的危机还在继续发生，但是新生国家的社会地理布局自此以后比较少地属于此类事件的范畴，而更多地属于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发展的结构范畴。与此类似，地方社会结构、个人渴望和普通美国人的社会理想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在这一卷的其他部分已经描述了许多这种结构发展。这里讨论的主要一点是出现城市和城镇的增长，以及随着本地以外交易的加强，信息媒体和其他机构角色的改变。自然，第一次美国人口普查之后半个世纪中的一些最戏剧性的变化——收费公路和其他新的公路、汽船、改善的桥梁和港口，特别是3 000英里的运河网络，所有这些组成被称为“交通革命”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看起来对美国人口的继续扩散和对美国人口的集中有着同样的作用，而且无疑在这一时期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征服和殖民了巨大的领土。美国的领土总面积在1790年到1840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进入大湖平原，并沿大湖平原直下俄亥俄河流域，沿墨西哥湾海岸进入并越过密西西比河流域时，居住密度在每平方英里2人的土地面积增加了3倍多。但是詹姆斯·麦迪逊的模型没有进一步描述这一进程的机制，由于同样的原因，刺激向西部迁移的交通体系同时也刺激了乡村地区和城市地区之间的日用品的巨大流通，引发了19世纪城市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人口趋向于使它自身在空间上平均分布的时代结束了；自此以后，人口将寻找最为密集的地方作为流动的方向。 。。
美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意义（5）
从最粗略的数量上看，在1790年到1840年期间美国人口的城市化还没有给人以那么深刻的印象；经过半个世纪，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比例从5％增长到略少于11％。但是对于一个每10年人口增长1/3的国家而言，这种适度的变迁意味着各个独立城镇的迅速增长以及大批城市地区向乡村的显著扩张。事实上，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些数字的话，就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纽约市人口增加了9倍多，人口从33 000人增加到30万多人，而巴尔的摩从一个13 000人的城镇增长到一个超过10万人的主要城市。费城，曾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虽然其地位被纽约所取代，但它的人口也增加了5倍，拥有将近25万居民。位于距纽约主要交通枢纽150英里的内陆地区的奥尔巴尼，比纽约州新首府人口增长得稍微快一些，几乎已经达到1790年纽约市的规模。在一些内陆地区，城市不断出现，规模不断增长，以至于可以和半个世纪前最大的那些港口相媲美——辛辛那提有人口46 000人，罗切斯特、匹兹堡和路易斯维尔的人口都超过了2万人。以前法国和西班牙的墨西哥湾港口新奥尔良现在是一个人口超过 10万人的美国城市。许多小地方，不管原有的还是新建的，都超过了人口普查定义的2 500常住人口的界限，达到人口普查定义的标准的城市地区，其数量增长了5倍多，达到131座城市和城镇。
这些扩展着的城市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通过大量更加分散、较小的中心把农场和村庄与最大的城市中心联系起来，一些更详细的城市增长模式说明了这些现象。首先，一些东部内陆城市取得了最显著的增长率，成为主要港口城市的发货人和批发商的辅助集散点。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4个主要东部港口城市增长了58％，11个东部内陆城镇增长了51％，而其他许多刚出现的内陆中心（它们的人口在这10年的开始无法从紧挨着的乡村地区分离出来）看起来增长得更快。在下一个10年中，当国际贸易由于拿破仑战争及其后果（危机仍然起作用）而遭到破坏时，且当城市体系和最大的港口城镇的实际增长要稍慢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时，东部内陆城镇的增长相应慢下来，这表明在港口和它们的内陆城镇间存在某种关系。在接下来的20年中，当主要港口重新开始它们的快速增长时，东部内陆城镇也开始快速增长。其次，主要港口城市不仅增长迅速，而且从单纯的人口较多变成雄伟的、制度复杂并且强大的城市，而同时事实上所有发展中的内陆地区都明确出现了（一旦产生，就永远是）主要的中心。最后，唯一没有获得显著增长的城镇正好是那些无法把特别大的中心周围的城市地区连接成一个整体的城镇。无论是与和它们竞争的大港口相比，还是与那些因为位于新运输通道沿线而必然成为每个地区最大城市的内陆城镇相比，较小的“大港外的独立小港”，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塞伦、纽伯里波特和马布尔黑德（Marblehead），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NewPort），以及切萨皮克湾的诺福克和安纳波利斯，增长一直较慢，这样，当波士顿在半个世纪内人口增长了500％多时，塞勒姆增长了不到一倍；纽伯里波特仅增长了50％；曾经是北美最大和最活跃的港口之一的纽波特，增长了不到25％；而马布尔黑德实际上还略有下降。在切萨皮克湾，巴尔的摩的增长速度是诺福克的2倍，安纳波利斯仍然是一个人口不足3 000人的小镇，完全放弃了它作为区域港口的角色。的确，绝大部分这些小港口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作为进口商和出口商的独立地位，而成为主要港口的附属，与正在增长的内陆城镇有相似的作用。它们如此规模的增长大概是由它们处于一个增长的大都市中心地区的次要地位所决定的。
在我们总结给人印象深刻的城市体系的发展以及位于其中的个体城市的发展前，还需要探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以及小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目前有理由推断小城市和城镇增长的主要是当地交易体系持续发展的结果，并且这些内陆中心以及它们服务的农村腹地，还没有和它们的区域中心在一个复杂的和分层级的商品、信用、信息和影响力流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从乡村到城镇再从城镇到城市这种本地以外的联系确实在增加。而且还有其他联系，这种联系只是以上路径的一个方面，那样至少给本地生活增加了一个国际性的背景。例如，政治团体就成为一个高度重要的机构，将本地官员和竞选机构与州甚至国家一级党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纲要以及竞选活动战略和信条联结在一起。这个方面始于19世纪初，而假如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假如称之为“第一政党体系”，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