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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对朝政就心生厌倦的正德皇帝无法忍受朝臣们一天到晚在自己耳边喋喋不休，索『性』任命刘瑾掌司礼监，连同治理国家的大权也一并交了出去。刘瑾掌权之后，对那些反对过宦官的帝国官员进行彻底的清算。
群臣的弹劾不但没有让刘瑾有所收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权力斗志。
刘瑾开始为自己晋升司礼监展开拉票活动，他私下对其他宦官同仁们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只要你们投我的票，让我掌权司礼监，我就会为你们摆平那些文官。
刘瑾又在皇帝面前为自己打广告：“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
鬼『迷』了心窃的明武宗并不认为刘瑾是在吹牛，反而认为刘瑾是个有胆识的职场达人，越发信任于他。此时明武宗朱厚照长年居住于豹房，豹房成了一座离内廷最近的别宫。在这里，皇帝可以摆脱来自于帝国臣工的约束，除了上朝和游戏人生之外，朱厚照会将大部分时间都留在豹房，包括批阅奏章。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之下，“八虎”虽受惊吓，却毫发未伤。在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刘瑾。经过“八虎”的公推公选，皇帝最后的民主集中，刘瑾成了帝国第二代的宦官之王。
皇帝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在一夜之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帝国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惊天逆转。朝臣们实指望能够联手将“八虎”踢出中央朝廷，结果却成全了这帮宦官。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刘瑾更是坐上了宦官的头把交椅。
内阁大学士刘健等“倒虎派”官员见无力挽回败局，只好明哲保身。他们纷纷向皇帝提请辞职，以避其锋芒。这样一来，刘瑾刚好可以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逼』迫这帮“倒虎派”官员致仕（退休），退出这场权力博弈。
在明武宗的权力庇护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倒虎派运动”以失败收场。
当天，内阁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先后离任。内阁只剩下了一个李东阳。随后，刘瑾安排“自己人”吏部尚书焦芳进入内阁。而文官担心内阁为刘瑾所控制，推举刚直敢言的吏部侍郎王鏊随同入阁。
经此一役，大太监刘瑾一跃成为帝国权力的真正『操』盘手；经此一役，朝臣们也心灰意冷。皇帝宁愿与他们这帮文官翻脸无情，也不愿意与宦官决裂；宁愿与那帮宦官逍遥快活，也不愿意听他们这些文官一天到晚絮絮叨叨。
正德元年（1506年）十一月，已经当上司礼太监的刘瑾开始实施他的“权力清盘”计划。他将户部尚书韩文、户部郎中陈仁，还有李梦阳等反对派人士全部清理出中央朝廷。
为了架空皇帝的权力，夯实自己手中的权力。刘瑾在这里使的是“『迷』龙术”，让皇帝沉『迷』玩乐，无所作为。
“『迷』龙术”可以说是太监专权成功的不二法门，这套理论的创建者应该是唐文宗时期的大太监仇士良。仇士良专政期间，曾经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可以说是坏事做绝。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权力场上的常青树，尽享皇恩厚礼。他在晚年向其他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让他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得全靠太监，这样一来，宠信和权柄就飞不走了（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刘瑾尽得前辈“『迷』龙术”的精髓，他领着皇帝沉『迷』玩乐，无暇他顾，然后又在皇帝玩『性』正浓时递上一沓沓的奏章让他批阅，搞得小皇帝极为不爽。每每冲着刘瑾吼道：“朕要你干什么用？怎么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烦朕？”
刘瑾只好打着替皇帝分忧的旗号，顺势将批阅奏章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在不自觉中就成了皇权代理人。他掌权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53位朝臣列为“『奸』党”，清理出中央权力机构。由此刘瑾步入了自己权力生涯中的巅峰时期，将帝国的权力运转纳入自己的游戏规则。
在畏惧和讨好双重心理作用下，帝国各级官员向皇帝奏事，都要先将章奏送达刘瑾处，具红揭，称红本。然后上通政司，称白本。刘瑾经常将奏章带回私人居所，与同党商量着批阅。这一时期对官僚奏议的批答，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刘瑾的执政理念。
刘瑾在权力上的肆意妄为，使得京师流行“两皇帝”之说。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国朝丛记》里将其形容为‘站的皇帝’。原因是刘瑾擅权时，群臣上朝面圣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向东北一揖，因为刘瑾这个‘站的皇帝’立在那里。还有同党在背地里称他为“小太祖”。
第83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5）（）
刘瑾擅权期间于明朝典章制度颇多更张，时人谓其『乱』制。在刘瑾倒台以后，帝国从上到下来了一场大清算。在这次清算中，对刘瑾所『乱』之制进行了统计。史料记载“廷臣奏瑾所变法，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由此可以推算，刘瑾的改革措施至少有八十五条，大多集中在人事、财政、军事等方面。
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粗略了解刘瑾在政治上的一些作为。刘瑾是个崇尚严刑峻法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打击政敌不择手段。在其专政期间，争议最大的就是“罚米例”，有人认为是刘瑾独创。
其实“罚米赎罪条例”还真不是刘大太监的专利，它是明朝建制以来赎罪制度中的重要一款。洪武年间，官员拿到的薪俸都是本『色』米，罚俸实际上就是罚米。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三年定下“罚米赎罪”条例，除死罪外的其他罪行都可以“罚米赎罪”。后来，赎罪制度也可以用于死罪犯，当时规定犯死罪者可以缴纳一百石大米，送至边疆要塞充作军粮。运送过程中，国家不提供运费及口粮，死罪犯自备米三十石，死罪即可豁免。
正德初年，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为了缓解帝国的财政危机，刘瑾主持了盘查核实全国各地仓储的运动。平允而论，刘瑾希望通过盘查达到“使边储充实，国库足用”目的也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境下，刘瑾采取各种措施，包括“罚米赎罪”以弥补国家财政亏空也是合乎情理的。
对于刘瑾来说，盘查仓储有很大的利己成分在里面。同时他还可以借助“罚米例”的手段达到打击朝臣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由此可见“罚米法”并非刘瑾创设，而刘瑾的“罚米例”，其实是对帝国赎罪制度中“罚米赎罪条例”的滥用。
刘瑾当权期间，为了限制其他宦官的势力，还搞了个内厂，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监视其他太监主管的东厂、西厂。
厂卫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工具，是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东厂、西厂和大内行厂（内厂）的头目，基本上都是由司礼监太监充任。当时的“八虎”马永成和谷大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而他们又与刘瑾产生了矛盾。随着文官集团的败退，宦官集团内部因为权力分肥也出现了分裂。
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刘瑾又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自成系统，侦缉范围比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三个特务机构还要大，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用刑尤为酷烈。
刘瑾专权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时间，正史对其列出的罪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大条。一是收受贿赂，二是残害官员。尤其是前者让他在死了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