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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在了解情况后，发出感叹“我还不如一娃娃”，然后当即释放了李时逸。
大理寺少卿薛瑄本来是王振的老乡，就因为不肯依附王振，就被王振派人逮入锦衣卫诏狱，准备将其秘密处决。王振家老仆人却向王振说情，说薛瑄在“蔚州老家”广有声誉。王振闻言后感叹道“是我忘本了”，当即将薛瑄释放。
正如柏杨先生所言，王振的出现使帝国走进中国历史“第三次宦官专权”的时代。说句公道话，虽然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但还没有走到生死存亡的不堪境地。在王振的撺掇之下，明英宗领着百余名文武百官和50万战斗力打问号的军队上路了。
这种权力赛道上的“过山车”游戏终于酿成了捅破天的恶果，王振不但连累堂堂帝国皇帝成了蒙古人的俘虏，本人也直接死在了这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中。
明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一怒之下将王振斩杀于战场上。
后来明英宗靠着“夺门之变”推翻景泰帝复辟，当他念及“王老师”的种种好处，居然下诏公祭，为王振招魂厚葬。并把京城智化寺专门用来祭祀王振，并在巨匾上亲题“精忠”二字，对大太监王振的一生作了总结。
第82章 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4）（）
刘瑾：“第二代宦官之王”的一滴眼泪
刘瑾的眼泪，依照我们的惯常思维，它更接近于鳄鱼的眼泪。可再恶毒，在权力世界再强大的人也有他脆弱的时候。《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大太监刘瑾曾经在权力极盛之时当着下属的面哭得一塌糊涂。
一代权宦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毫不掩饰内心的脆弱，而且是边泣边诉：“从前宫里人（太监）担心受外臣欺凌，就推举我与他们抗衡。我舍身豁了出去，因此得罪的人太多了。如今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真不知自己将来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刘瑾的眼泪在这里并非作秀，也许他早已预料到自己将会迎来一个惨淡收场的结局。
刘瑾本不姓刘，祖上姓谈，是陕西省兴平人。他在六岁以前便净了身，投靠了一个姓刘的太监才得以进宫，因此就改了刘姓，连他的父亲也改名刘荣。正德三年1508年，他的父亲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刚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答应”。明孝宗在位时，刘瑾曾经犯了宫内的规矩，差一点被处死，后来侥幸逃过此劫。否极泰来，随后他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正德初年，和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太监共有八人，他们分别是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刘瑾、张永、高凤、罗祥、魏彬，人称“八虎”或“八党”。八个太监与皇帝同榻共眠，成天用鹰犬、歌舞、角觝等玩物引诱十五岁的小皇帝，想方设法满足少年人喜欢逸乐的癖好，由此博得皇帝的宠信。
太子朱厚照即位初期，刘瑾还只是一个掌管钟鼓司的太监，在“八虎”中的排名并不显山『露』水，甚至有些靠后。
以“八虎”为首的太监将明武宗的生活搅和得鸡飞狗跳，他成了真正的傀儡皇帝，皇权被置于太监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引起外廷官员的极度不安与反感，针对日趋抬头的宦官势力，帝国官僚不得不有所行动。
对于官员的谏言，明武宗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候朝官们盯紧了，盯烦了，朱厚照只是表面接受，可暗地里依然故我。有一次，皇帝暗中支使宦官敛财一事被阁老们从中梗阻，朱厚照拍案而起，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着内阁大学士刘健等人怒斥道：“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言下之意就是，不要动不动就说太监的不是，你们这些朝臣也没有几个是好东西。
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一场文臣与太监之间注定无法避免的生死对决就这样爆发了。外廷官员联合起来想要一举铲除“八虎”，以清君侧。这次事件是刘瑾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迎来了帝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
这次事件的带头大哥是户部尚书韩文，他率先发难，五府六部各衙门官员联名上疏谏劝明武宗。在这次官员反“八虎”行动中，内阁、部院、科道等各级权力机构的官员达成统一共识。
这次统一行动是文官为了争取自己利益合法化所采取的必然措施，他们不能坐等宦官的势力做大。那样的话，他们的利益就将趋于边缘化。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宦官的骄横是因为皇帝对文官控制能力不断减弱造成的。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文官集团分庭抗礼，这也是宦官势力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反“八虎”的舆论浪『潮』中，有一个人起草的奏疏让皇帝读得“惊泣不食”，差点走向精神崩溃。此人就是当时的文学名士李梦阳，他是替户部尚书韩文拟草的弹劾奏章。
这个李梦阳并非籍籍无名的小角『色』，由他起草的奏章，文风犀利，直击要害。
这已经不是李梦阳第一次拟草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奏疏，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就因为奏疏制造了一起轰动事件，史称“应诏上书”。
当时李梦阳写的是一篇长达五千言的《应诏上书稿》，在那篇奏疏里，李梦阳将国家弊政概括为二病、三害、六渐。奏疏中重点弹劾的是皇后张氏（后来的太皇太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结果身陷牢狱。等到他出狱后，在路上遇见身为外戚高官的张鹤令，他扬马鞭打落其两齿，可见这是一个不畏强权的“直臣”。
如今“八虎”祸『乱』朝廷，李梦阳卷土重来。连皇后的弟弟都敢痛骂，何况几个宦官。
对于李梦阳这样的“直臣”，皇帝是既爱且恨。爱是因为他的确是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才当的“直臣”，恨是因为他的“直”往往会伤害到皇帝的颜面，无视皇权的威仪。
李梦阳这次起草的奏疏是《劾宦官状》，矛头直指刘瑾等八个妖孽太监。这是一篇怎样的奏疏，居然能让皇帝读得痛哭流涕，茶饭不思。在这里摘录其中一段，让我们来领略一下明朝高级言官的功力。
“臣等伏睹近岁以来朝廷日非，号令欠当，自秋来视朝渐晚，仰窥圣容日渐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毬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蝶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今照马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
就是上面这段文字让明武宗读得“惊泣不食”，要知道明武宗少年登基，哪里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又加上个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年轻的皇帝为自己刚刚即位就深陷权力泥沼而无力挣脱，感到恐慌才会“惊泣不食”。
这份奏疏如果只是李梦阳一个人的意思，也不足为惧。李梦阳只是捉刀之人。奏疏下面的署名之人是以韩文为首的帝国大佬们，其中不乏阁老、九卿等重臣。
没有哪一个皇帝愿意与他人共天下，可很多时候在权力的三方博弈中，皇帝只会选择其中一方作为自己的权力经纪人。这种权力博弈中的联合奉行的是“偏弱模式”，也就是说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皇帝作为恒量，常常会联合势弱一方来打压势大的另一方。
为了保全“八虎，妥善应对帝国官员的滔天舆论，明武宗提出把“八虎”安置于南京。这引起了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官员的极力反对。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等到朝廷舆论休止，刘瑾等人又会卷土重来。依照刘健等人的意思，这帮祸『乱』帝国的妖孽之徒都应该处死。
官员的意思由太监王岳传达给了明武宗，王岳虽然也是太监，却是“倒虎派”成员。
得到消息的“八虎”惊恐之余，赶忙商讨应对之策。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利益股份，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八虎”岂能坐以待毙，他们公推“巧佞狠戾，敢于作恶”的刘瑾作为他们的权力经纪人，去夺取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的位子，以借助皇帝的势力与帝国官僚集团分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