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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
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
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
“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
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与蒋介石同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