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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妮描写自己平躺在床上，脸上只蒙着一条薄棉手帕，手帕十分透明，柏妮可以清楚窥见所有过程。当她紧闭双眼，逃避“刺眼的金属器材亮光”，听到拉黑医师低沉的声音问道：“谁帮我拿住这个乳房？”柏妮回答道：“我来拿。”这时她才感觉到医师的手指在她的乳房“比画出一条直线，从乳房上方到下方，再画一个十字，然后一个圆圈”，意指整个乳房都必须切除。这时，柏妮再度闭上双眼，“放弃所有的窥视、抵抗、干扰，悲哀地决定全面弃守。”
这时，她感到一股“生平最残酷的痛苦袭来”。
当可怕的金属刺进我的乳房，穿过并割断血管、动脉、肌肉与神经，再也没有任何针剂可以抑制我的狂叫。我凄厉地放声尖叫，整个手术过程，我都哭喊个不停。我甚至诧异现在耳内居然不再回萦着当时的刺耳尖叫！那种痛苦实在太折磨人了，即使伤口切开、器材移开后，痛苦仍未消失，因为空气突然冲进脆弱的肌肤内部，好像无数细小尖锐的匕首在戳刺拉扯着伤口。
柏妮继续回忆痛苦的细节，包括“恐怖的切割”，感觉到刀子挖刮着肋骨。手术虽只进行了20分钟，但是她全程清醒，惟一的麻醉剂只是一杯加味酒。难怪手术后足足一年，柏妮才提起勇气“谈及这件恐怖的事情”，记录下手术的过程，成为最早的乳癌手术患者自述。
医界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
幸运的是，柏妮在手术后又活了30年，另外一位患者就没有这么幸运。就在柏妮接受乳房切除手术的同时，美国也有一位女子接受相同手术，却在2年后死亡，这位患者名叫艾比吉儿·亚当斯史密斯（Abigail Adams Smiths），她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35一1826）的女儿。最近坊间才出版了亚当斯夫人的传记，提及了艾比吉儿接受乳房切除术的故事，说艾比吉儿写信给著名医师罗许（Benjamin Rush，1745…1813，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提及自己的乳癌征状：
我发现右边乳头上方有一个硬块，不时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像是灼热感又像瘙痒惑，有时乳房深处会传来刺痛，乳房的颜色虽未改变，却持续萎缩，变得比以前小，肿瘤逐渐浮现，约莫瓶盖大小，好像要自乳房剥落下来似的……
罗许并未直接回信给艾比吉儿，而是写给她的父亲亚当斯，提议她的乳癌可以“切除”了。艾比吉儿信服罗许50年的行医经验，几个星期内便接受手术。一个月后，亚当斯夫人写信给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说他的妹妹“手术后状况良好，乳房整个都拿掉了”。手术后第一年，艾比吉儿认为自己已摆脱病魔，但是那年冬天，她的健康便开始恶化，于第二年八月平静离开人间，过世前，母亲陪伴在侧。亚当斯夫人哀痛逾恒，在无数的信函中倾吐自己的悲伤，毫不隐讳地讨论在当时仍属私密的乳癌：“丧女之痛撕裂了我，胸前的伤口永远无法愈合。”悲伤的比喻吻合了女儿的恶疾。
当时医师为了教学，手术常在看台式手术室（amphitheatre）里举行，约翰布朗（John Brown）医师永远不能忘怀1830年他仍是学生时，在爱丁堡一个拥挤的手术室里，与许多同学一起观看乳房切除的经验。20年后，布朗在《雷布与他的朋友》（Rab and His Friends）一书里记载了那次经验，患者名叫艾莉，是苏格兰农妇，在丈夫詹姆斯与爱犬雷布的陪伴下，穿着家居服步入手术室。医师迅速地进行手术，雷布见到女主人血迹斑斑，不断嚎叫。手术过程全无麻醉，艾莉以无比的勇气承受痛苦，手术结束后，她“缓慢爬下手术台，眼光搜寻着詹姆斯，然后回头以低沉清楚的声音向医师与旁观的学生道歉，说她如果表现得不够勇敢，请原谅她。”自惭与歉然的态度是当时乳癌患者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家贫的病人，她们关心医师手术过程是否舒适，远胜过关心自己的健康。不幸，这位勇敢的村妇在几天后死于败血症。
虽然19世纪的乳癌治疗方法很残酷，当时的科学家对乳癌的基本结构了解日益增多。首先，德国的谢理登（Matthias Schleiden）与许旺（Theodor Schwann）指出，细胞是动物与植物的基本物质。穆勒（Johannes Muller）继而确定了病变肿瘤也和其他组织一样，是由细胞构成；莱柏（Hermann Lebert）则发现了癌症细胞，其状小而圆，内有椭圆形细胞核。1854年，卫尔浦（Alfred Velpeau）在《论乳房疾病》（Traite des Maladies du Sein）一书中，总评所有的乳房研究医学文献，发现自从显微镜诞生以来，乳房病变研究有长足进步。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可以制造奇迹，形成了医学独断主义的氛围，逐渐影响女人的生命。
其实到了18世纪时，医学界已自认是女人身体的捍卫者。试想，卡多甘医师写作《哺乳论述》时，他的对象还是医界同仁，但是到了19世纪，医界写作的新潮流是针对女人，不久后，女人便习惯寻求男医师的指导与咨询，放弃产婆、女性疗者等传统支援体系。换言之，大众是在18世纪起开始迷恋科学，不再认为宗教是人生全方位的指弓｝。
纳菲博士（Dr。Naphey）在1869年出版《女性生理的一生》（The Physical Life of Woman），广受欢迎。他在此书的生育一章里，主张他的哺乳原则有益所有母亲，建议产妇应当在孩子诞生后马上喂食母乳，因为“妇人产后立即泌乳，而婴儿需要母亲乳房最初分泌的乳汁。”医界终于明白了初乳的重要性。
医学界同时也提出统计数字的证据，指出喂食母乳比奶妈哺乳、使用半固体状的“代乳”要好得多。纳菲指出，里昂、帕特内等欧洲城市养育院的婴儿，普遍由奶妈哺乳。死亡率分别高达33。7％与35％；巴黎、理姆斯、爱克斯（Ax）等地的养育院婴儿则多食用代乳，死亡率更分别高达50。3％、63。9％与80％；纽约市养育院里的孩子也是食用代乳，死亡率更是将近100％。有了统计科学做后盾，纳菲的建议形同“医师命令”，他说：“婴儿出生后的头四个月至半年里，只应从母亲的乳房吸取养分，许多婴儿最好是吃食母乳一年。”从此，母亲对婴儿的责任并未纾减，反而加重，医师仿佛传道士或教士，用“应该”、“责任”、“义务”等字眼命令母亲哺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聘请奶妈哺乳的习惯消失，人们逐渐仰赖奶瓶喂奶，牛乳或羊乳成为最重要的母乳替代品；生母哺乳还是奶妈哺乳的古老争议，也被奶瓶喂食还是哺育母乳的争议取而代之。虽然多数人仍认为母乳是最好的，却很少人认为它攸关婴儿存活。医学统计而言，西方婴儿已不再因奶妈哺乳或饮用未经消毒的动物乳汁而有早夭危险。
但是乳癌就另当别论了，打从19世纪末起，人类寿命延长，癌症罹患率也跟着提高，成为现代医学的焦点，一如中世纪的瘟疫、文艺复兴时期的梅毒，或者19世纪的肺结核。在所有的癌症当中，乳癌的普及率堪称达“流行病”标谁，直到今日，科学家依然不明白乳癌为何会发生。医学界只能确定，乳癌始自乳管内部的异常细胞，这些恶性细胞不断增长繁殖，迅速挤满乳管，乐芙医师（Susan Love）形容它为“水管生锈”。最后，这些狂乱繁殖的恶性细胞冲破乳管壁，侵入乳房组织。如果不治疗，乳癌会持续移转，侵入腋下淋巴结，蔓延至骨头、肝脏、肺部与其他淋巴结。
癌症妇女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
为了治疗乳癌，医界在过去150年里发展出4种疗法，分别是手术、放射线治疗、化学疗法与荷尔蒙疗法。
19世纪下半叶，医界发明了麻醉与防腐剂，让传统乳癌手术出现了曙光。麻醉法发明者为牙医摩顿（William Morton，1819…1868），1846年，他在波士顿的麻省综合医院开刀时，首度使用乙醚为病人止痛。1864年，巴斯德提出细菌理论，医界开始研究消灭病菌法，直到英国外科医师李士德（Joseph Lister， 1827…1912）发明防腐剂。才广泛使用于外科手术上。
1867年，另一个杰出的英国外科医师摩尔（Charles Moore）确立了乳癌外科手术准则，他认为乳癌复发是因为癌细胞未清除千净，为了防止复发，必须切除整个乳房，包括乳房皮肤、淋巴、脂肪、胸部肌肉与感染癌细胞的腋腺。
19世纪末，由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哈尔斯蒂特（William Halsted）医师发展出来的乳房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