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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现场人士检查医师摘除的肿块，发现它硬得有如“牛角”。大家一致同意赫维提斯的看法：“肿瘤摘除才是惟一的疗法。”数年后，赫维提斯骄傲地宣布：“手术后，病人完全恢复，痛苦完全消除，疤痕痊愈，她又回复罹患癌症之前的健康状态。”
赫维提斯的贡献在区分了“乳房切除”与“肿瘤摘除”。当癌症扩散整个乳房，就必须实施乳房切除。如果只局限在“腺体”，便可使用肿瘤摘除术清除患部，毋需切除整个乳房。赫维提斯保证：“两项手术都很简单。”并自豪发明了“赫氏钳”（1atenette Helvetlus），在外科医师以剃刀、手术刀切开乳房后，可用它夹出肿瘤。
这场手术显然充满了表演性质，因为现场观众都经过赫维提斯的精心挑选，他特别指出珀皮南地区的主教也亲临现场做“见证”，神奇的手术完成后，在场人士都为两位外科医师大声喝彩。
为了证明此项手术的安全，赫维提斯特别提及外科医师拉德汉（Le Dran）也曾在法国做过两次乳癌手术，荷兰也做过无数次乳房切除术。赫维斯提曾在别的文献里吹嘘，他的父亲在海牙做过至少2000次乳房肿瘤摘除手术，但是在这篇《试论有关癌症的本质与疗法》里，他将光芒全部加诸自己，宜称自己是医疗史新页的领导者。当时典型的医学文献写作都忽略病人的主观感受，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我们对文献中提及的三位勇敢女人——波庞蒂、库赛里小姐与“裁缝师妻子波提儿”，倒是很想多知道一点。
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
虽然古代医师便曾记载过乳房切除术，但当时多数手术是由“开刀者”（即现今的外科医师）进行。古时，所谓的外科医师（surgeon）是只懂得动刀的人，被其他医师鄙视。外科医师也有阶级差异，最低的一极是“剃头匠开刀者”（barber Surgeon）。
德国医师史托赫（Johann Storch）在他的皇皇巨著《女性疾病》（Diseases of Women）中，便曾提到“剃头匠开刀者”，与医师的关系。1737年3月，一位村妇前来史托赫的诊所，请他检查她的左乳，并请教他如何处理乳房里“小鸡蛋般”的硬块。史托赫建议她下次经期结束后，来诊所把肿瘤切除。这个村妇再度光临诊所时，带了一位村里的剃头师傅，请史托赫传授他切除肿瘤的方法，之后，这位村妇便在自家中由剃头匠帮她切除肿瘤，节省了不少医药费。显然，史托赫是个咨询权威，但是辛苦的手术还是由知识较差、收费较低廉的剃头匠为之。
这位村妇至少还愿意就诊，史托赫的其他女病人可就未必了。他曾提及一位满脸羞红、20岁的少女“颇经挣扎”，才让他检查疼痛的左乳；另外一位宫廷贵妇脱衣露胸检查时，满脸“窘迫羞愧”，她的乳房已经疼痛三年了。诚如医学史作者杜丹（Barbara Duden）所言，这些女人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触犯了“勿视、勿触”的禁忌。传统上，不管是在医师的诊疗室或病患的卧房里，女患者都必须衣着整齐，不能让医师触诊，只能口头说明病征。
多数乳癌病患总是拖到没办法才找医师，这时病情通常已经进入末期，手术后也活不久。就算及早就医，乳癌病人也未必能够存活，因为当时的手术缺乏消毒，病患往往死于手术感染或败血症，英国女作家艾丝戴尔（Mary Astell）便是一个例子。1731年，63岁的艾丝戴尔发现乳房有肿瘤，她一直等到肿瘤变大、溃烂，才去找著名的苏格兰医师约翰生（Dr。 Johnson），请求他私下为她动手术。根据记载，艾丝戴尔“既无挣扎、也无反抗，甚至没有抱怨磋叹”，便接受了乳房切除术。但是她的勇敢无助于病情，癌症未因手术得到控制，两个月内仍是急速恶化，艾丝戴尔随即死亡。
17、18世纪时，医界仍信奉盖伦的理论，认为乳癌起因于体液的腐败或凝结，因此多以食疗调整体内平衡，包括让病人饮用矿泉水、牛奶，或者鸡肉、青蛙、蟾蜍熬成的汤，甚至使用通便剂或者断食疗法。放血被认为可以除掉多余的体液，恢复体内平衡。外敷治疗则多用湿布与膏药，或者龙葵属、莨菪、车前草等有毒植物的汁液，以及使用砒素、铅与水银制成的敷剂。甚至以烂苹果、尿液按摩贴压胸部，或者生宰鸽子作法治疗。
越来越多医师赞成较积极的治疗手段，他们依据荷兰、法国、英国与德国的医学论文指示，为病人开刀切除肿瘤。在众多文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海斯特（Lorenz Heister）的三册巨著《外科通用系统》（General System of Surgery），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从拉丁文被翻译成德文与英文。海斯特自称摘除过无数“大如拳头”的乳房肿瘤，有的甚至重达12磅！就如同19世纪中期所有手术一样，海斯特的手术也全无麻醉，只靠酒精，或偶尔仰赖鸦片给病人止痛。
最早的乳癌患者自述，勇气可嘉
英国女作家柏妮（Fanny Burney）详细记录了她在1811年10月接受乳房切除术，我们从她写给家乡姐妹的书信中，获得了可贵的病患第一手陈述，它们不是医师观点，也不是后世传记作者的想法，而是一位乳癌病患的主观陈述！
柏妮的丈夫是达尔布莱（Monsieur d’Arblay），法国大革命期间逃亡至英国，娶了柏妮。革命结束后，夫妻俩返回巴黎，受到上流社交圈欢迎。当柏妮的乳房疼痛日益频繁剧烈，她求助于拿破仑著名军医拉黑伯爵（Baron Larrey），拉黑与两位同行研究后，决定为她开刀。巴妮写道：“圣父、圣子、圣灵正式判决我必须接受手术，我感到震惊，也觉得失望，因为可怜的乳房并未变色，甚至不比另一只乳房来得肿大。”柏妮忧惧“病魔深植”、生命垂危，同意接受手术。
医师告诉柏妮，手术前4个小时才会通知她，柏妮认为这倒是好事一桩，她的勇气不致因漫长等待而溃散，可以搏斗“迎面而来的打击”。3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柏妮仍在床上，仆人通知她医师10点来帮她开刀，柏妮坚持手术延到下午，她才有时间准备。手术在她家中进行，柏妮回忆：
我漫步进入客厅，看到它已经布置妥当作为手术房，我连忙退了出来，但随即还是转身进入客厅——自我欺编，又有什么用处？虽然看到堆积如山的绷带、压贴布、海绵、软绷带麻布，让我颇不舒服，我还是来回踱步，直到我的情绪完全平静，某种程度来说，是几近麻木、呆滞的状态。茫然中，我听到时钟敲了三下，涣散的精神突然又回过来，我振笔疾书了几行字给达尔布莱与亚历斯（柏妮的儿子），预防自己在手术中遭逢不测。
那个时代，罹患乳房肿瘤仍是件非常隐秘的私事，只能跟最亲近的人透露，而且多是用词隐讳。柏妮当时已经是个作家，写过小说《艾薇莲娜》（Evelina）及其他作品，她知道自己写给姐妹的书信，一定会转给娘家亲人与好友看，不会被束之高阁，遣词用字非常小心。她写道：
莫洛医师随即进入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还活着。他给了我一杯加味酒，然后走进客厅。我按铃叫女仆与看护进来，但是我还来不及和她们说话，七名黑衣男士便在毫无通告下，突然闯进我的卧房，他们是拉黑医师、杜比尔先生、莫洛医师、欧蒙医师、雷比医师及拉墨医师与杜比尔医师的两名学生。我从茫然中惊醒，觉得被侵犯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请擅入？
柏妮觉得毫无自尊、极端害怕，当医师叫她爬上客厅里的手术床时，她“迟疑了一会儿”，想要转身逃跑。接着她听到医师下令女仆与两名看护离开房间，她回忆：“我大声喊叫：不要！让她们留下来！我和医师们起了一阵争执，从茫然中活了过来，但女仆和一名看护还是趁乱跑掉了，我命令剩下的那名看护趋前，她听命了。这时，杜比尔医师强力把我按到床上，我则抵死反抗。”
顽强的柏妮和命运困兽犹斗，企图以女性的柔弱力量对抗男性的武勇。她的仆人叛逃了，只留下一名女看护，协助她对抗一屋子男性的“屠杀”。在痛苦的奋战中，她模糊地想起了远在英格兰的姊妹，仿若她们是她的保护力量。
柏妮对此场手术的描绘，至今仍是乳癌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她的语调清晰平静，让读者惊讶于她在手术过程中的勇敢，也讶异她在手术后如何鼓起勇气，记录下痛苦无比的经历。
柏妮描写自己平躺在床上，脸上只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