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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 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 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击”就 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 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22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 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23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 10月，俾斯 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 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
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 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 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一些资料 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动态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2 本章字数：11534
前言：这是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其中有这么个人叫福泽谕吉，他起初乃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起的。只是在年轻时，随商船去了一趟旧金山，回来后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崇慕中华到愤恨中华，这是一个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
后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鲁迅先生说不能读中国书之类的，也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是中国不好，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好。而是认为这种思想继续下去，只有亡国灭种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还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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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从他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幕府时期封建主义的思想框架里，发生了丰臣秀吉的向中国扩张的举动与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思想、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紘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代表人物有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喻吉等。
一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时代扩张意识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侵略思想、行动之大成。1590年，他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中说：“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抚兆民，施慈惠，而不遗尺过地，悉归掌握也。虽然与异域不讲交，则为遗憾。祗今得贵国遗之奇物，顷又有游观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异域，素愿也。”＇2＇1593年，丰臣秀吉向高山国（指今菲律宾——引者注）西班牙长官发出降书：“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伐之。生长万物着日也，枯竭万物亦日也。”＇3＇
对于近邻的中国，丰臣秀吉的征服、吞并欲望更为浓重。早在1583年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种
勃勃野心：“……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国，后之唐谓亦同此意——引者注），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4＇1585年9月3日，在致书家臣一柳末安时，丰臣秀吉说：“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1586年，再一次表露了“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愿。1587年5门，在征讨九州军中，丰臣秀吉还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在接见朝鲜通信使黄允吉时，丰臣秀吉又明确地表示了这种一厢情愿，并命朝鲜于其发动战争时作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复书中写道：“……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1591年，丰臣秀吉写信给印度总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5＇虚妄之心，骄狂之志，裸裸再现。
1592年5月18日，丰臣秀吉带兵侵略朝鲜，于顺利北进途中，给他的继承人关白秀次《二十五条觉书》，得意忘形地具体明述了他征服中国的宿愿。（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车幸唐都，呈献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国（州）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2）大唐国之关白，授于秀次，并与（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6＇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丰臣秀吉的这种狂大妄想仍让人胆战心惊。他曾先后两次远征朝鲜，都以失败结束，美梦终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给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遗毒。
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七年后，他的政治顾问罗山在起草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这种“德化宇内”意识同样表达了一种躁狂的政治心态。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国的思想再次活跃起来，出现了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和以佐藤信渊、桥本佐内等为代表的“宇内混同说”。
并河天民（ 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 ＇7＇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在详述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图后说：“……熟虑之下，后世唐山（中国）、鞑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这是以中国为日本潜在敌国而予以防备的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与林子平同时期的本多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