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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除“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并在信函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并以弟子自居。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周氏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通伯（陈西滢）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在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时，某日赴厦大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潘光旦因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嘲笑他为“蹩脚教授”。
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鲁迅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鲁迅与蒋光慈交恶，他在文章中称蒋光慈为蒋光X，或为蒋光Y，蒋光Z。
鲁迅冷言道：“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又有人问鲁迅，写文章有秘诀吗？他回答：“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话，最好装作偶有不懂状。因为全不懂被人看轻，全懂了遭人厌，偶有不懂最妙！”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20世纪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曾对徐梵澄说，世家弟子有三变，一变为蠧鱼，即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图书；再变则为蛀木虫，即出卖家中木器乃至房屋；三变为大虫，即“吃人”，卖去奴仆。
上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深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茅盾回忆，鲁迅曾在左联的会议上告诫左联成员要改造思想，他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
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所尊崇，但他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鲁迅在闲谈中偶然说，田汉请客，座位背后赫然站着一条大汉。有人告诉他，这是田汉请的保镖，鲁迅认为，田汉不是富翁，不用防人绑票，如果是防止国民党拘捕，一个保镖怎么抵挡得住？对照田汉的生活态度，要么，是炫耀自己的重要身份，要么，是扮演一次罗曼蒂克滑稽戏的角色。说完，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
周作人对张铁铮说，鲁迅这个人，有所谓的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谿刻”，与李越缦相似。张认为，“刻”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说是“疾恶如仇”也未尝不可。
【温厚】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孙伏园回忆，他和鲁迅一同旅游，无论到陕、厦门、广州，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为他打包。
鲁迅、孙伏园等三人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酬300元，鲁迅认为，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他们得知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赠了一部分钱。西北大学的工友服务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些钱。同去另一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登时说不出话来，他私下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故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