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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