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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