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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