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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五风”重新抬头，品质差的干部为非作歹，农民继续遭受迫害。楚雄县苍岭公社党委副书记余某在春天插秧时公开在支部书记会上讲：“五十岁以上的社员干病、肿病不给治疗。凡是有病的人一律按半劳动力发口粮。”有些干瘦病、肿病人因此活活饿死。余亲自动手打了46人，其中打死4人，打残9人。朝阳寺生产队社员张发良，在大拐子犁田，牛吃了几口秧，余看到后用牛担击张胸部，张当场吐血。张受伤不能劳动，余又将张的粮食标准降低。张在大山咀犁田时，因饿得没有力气，抬不动犁，被余看见后又打了一次。5月16日，张在大沟边犁田，饿得不行就拿了一点喂牛的豆子吃，被余看见，就将牛解掉一条，让张代替牛拉犁。张拉不动，余就用牛棍乱打，用脚乱踢。张被打得皮破血流，跪在地上求饶，余继续毒打，直把张被活活打死。余经常用扣口粮的办法来惩罚社员，致使六七十人生病和饿死。桃园生产队社员汪兆富兄弟二人，由于六天没给口粮，到山上找野菜，饿死在山上。汪兆富的妻子也饿死在家里。陈家坝生产队12天没有口粮，全队76人只好吃菜根。86岁的社员程树生咬不动菜根活活饿死。他家还有4个月的小孩子没有奶，求余批点米给小孩度命。余把申请米的条子撕掉，还骂了一吨。过几天小孩也饿死了。桃园管理区共有1692人，干瘦病、肿病205人，死98人。71岁的社员郑关氏饿得上吊自杀，她儿子从田里回来料理丧事，余对郑明理拳打脚踢，不准往外抬，直到尸体腐烂才让抬出去。余某对社员如此残忍，自己却大搞特殊化。他家1960年吃了猪肉162斤，牛肉260斤，鸡46只、鱼173斤。他家养三条狗，每月供应口粮90斤。一母狗下了6只小狗，还供应了大米62斤。群众说：“余文明对社员不如狗。”余文明在1958年就打社员，1959年春天有所收敛。1959年秋天反右倾后更加嚣张。这样一个坏干部，在1960年的群英会上却获得了铜质奖章，又评上了“四好干部”，并由桃园管理区支部书记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权力没有制衡的制度下，出现余文明这样的干部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余文明的问题暴露后，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却认为余解放前当过兵，是漏划地主，是封建势力复辟。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解决问题。
饥饿一直持续到1961年。1961年6月26日，《文山地区马关、西畴闹粮问题的两个汇报》中说，马关县城关公社第三大队有6个小队，23日晚饭后，来自几个小队的70－80名农民到县委会去请求解决粮食问题。粮食由公社掌握，前几天是六七天领一次粮，现在是吃一顿，领一顿，而且要写报告。23日没有领到粮食，没有饭吃。农民找队长，队长让找大队，大队说找公社，最后一直找到县委。西畴、王栗坡每天只供应3两粮食。
五、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农民大量外逃。
1954年4月14日《思茅地委、思茅军分区对今春以来外逃外迁问题的指示》中说，“自年初以来，边疆外逃外迁事件不断继续发生。与往年比，其主要特点是，面更广，规模更大。截至3月底，共外逃644户，2433人。4月以来，不但没有停止，并有新的发展。”
1958年4月16日，思茅边防司令部给军区的电报有如下叙述：
1958年以来，我区外逃严重，已达3000多人。其中澜沧1600人，孟连998人，猛混70人，猛腊166人，江城10人。形势仍在发展。外逃的特点是：1，普遍性。但澜沧、孟连两区最为严重；2，由二线以内继续向纵深发展。开始是孟连、糯福区，现在深入到澜沧、孟连内地；3，外逃人员65％是我基本群众，并有骨干积极分子、党团员和政府干部带领，逃跑的地主富农只占少数；4，整户、整寨携枪结队，公开对抗，不听劝阻。
思茅边防司令部提供的外逃数字并不多，另一资料所批露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大跃进开始以后，外逃人员大量增加。仅西双版纳自自州所属景洪县，1958年9月到1959年初，全县山坝区外流外迁就有7000多人，其中，勐龙区就有6900多人。1959年春，贯彻中央的一些松动政策以后，外逃人员大部分回来了。1959年秋天反右倾，重新实行左的政策以后，边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员不计，从1958年9月到1960年11月，全县8个坝区总计外逃人员3411人。
劝阻边民外逃有时还会发生武装冲突。丽江地委和军分区1958年4月16日22时《对碧江武装部电话请示要派部队帮助劝阻边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况：
1958年4月15日晚，碧江县一区联合乡发现外逃35人。该县得悉后，于16日晨组织工作队前往该村劝阻，但因路途太远没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18人。工作组当即喊话劝阻。对方不听，一直朝工作队方向走来。民兵当即朝天打了两枪。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伤民兵1人。上午9时发生冲突，至下午4时冲突结束。我消耗子弹200多发，打伤对方7人，我牺牲1人，伤1人。
1958年12月6日，中共德宏地委《关于少数民族外逃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
从今年1月到11月20日止，已外逃56267人占边沿县总人口的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区27626人，景颇族直接过渡区24886人。外逃者中，有国家供给干部189人，工作干部62人，小学教员46人，乡干部75人，州直机干部3人，中央民族语言调查组3人。农村党员外逃181人，占党员总数的16。1％。
据瑞丽县材料看，今年外逃有两个高峰，一是4月，共外逃6529人，占外逃总人数21765人的30％；二是9月末到10月初，外逃3065人，占外逃总人数的14。08％。第一个高峰是大办水利的时候；第二个高峰是大办钢铁的时候。
1960年4月26日，《史怀壁同志电话汇报澜沧等地粮食和人员外逃情况记录》中说：“今年以来，澜沧共外逃1886人，主要是糯福、酒井、东回三个区。”他将外逃原因归结为缺粮、大办食堂和干部作风。
六、骚乱和暴动
《当代云南大事纪要》中记载：“1957年6月5日，中共迪庆工委就平息叛乱、准备改革问题向省委汇报。藏族聚居的三个县自去年以来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叛乱。德钦1956年6月叛乱，经过一年来的打击，现只剩下少数残余。中甸今年3月叛乱，现尚有部分继续顽抗。维西六区也发生过局部小暴乱。”
云南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都有枪支武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
现将有记录的骚乱和暴动的历史资料抄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丽江小凉山暴乱
昆明军区1956年4月12日报告：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