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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者乡绅们试图取消已经执行的改革。名为“查租减租”之类的运动在各级和各地区都可看到。许多详细而生动的文件报导了令人震惊的恶劣行为。干部因为对群众工作缺乏理解和兴趣经常受到批评。推诿和腐败是常事。农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规则的和勉强的。
人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报告呢？一方面，它们似乎来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作系统的调查是可行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地区，人们才会期望改革进行得最彻底和最有效。这或许暗示，在半巩固地区或游击区减租减息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是用来刺激运动，表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错误——简言之，是用来作为有力的反面例子。但即使人们接受了这些文件的说教性的意图并怀疑其夸张，对这些文件的紧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党的能力。而且经验表明，强制执行较为激进的经济政策不仅会降低生产，而且经常会吓走和疏远许多中农，尽管这些政策不是针对他们的。
虽然对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变革的承诺没有减弱，但党的领袖们认识到，不成熟的、计划不周的尝试是注定不能完成这一变革的，而抽象的说教也没有多少说服力。“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它们能被那些对这样的模糊概念缺乏经验的农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须在日常的基础上被赋予明确的、具体的意义。毛的谨慎与其说是缺乏信心，不如说是对党及其军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现实评价。而到1944年，在中国已经拥挤的舞台上，一个新演员——美国——正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①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第238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0页。
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人
当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1941年12月7日），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融为一体了。经过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美国对日本处于退却或防守状态，而对中国的抗战几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欧洲优先于亚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岛作战战略优先于在亚洲大陆上击败日军的努力。由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缅甸印度（中缅印）战区成为战争的一潭死水，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牵制大量日军，并作为盟军空军基地的所在地。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和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为了使蒋继续作战（他有时暗示——或威胁说——中国已经精疲力竭，可能无力坚持下去），并对对中国的微薄军事援助在政治上给予补偿，罗斯福总统力主中国应被承认为四大强国之一，并应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克服了英国的重重疑虑，这两项工作于1943年完成。美国的长远目标是帮助一个“团结、民主和友好”的中国成为战后亚洲稳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动的逆流下面，是美国卷入的战略输入——即最终日本将主要败于美国之手。蒋介石和毛泽东不久都看清了这一点。这两位领袖谁都不想为纯军事的原因抗击日军，如果那样做会削弱以后对付国内对手所需要的实力。尽管毛不可能以这样的措词来承认它，但他在1938年的论文《论新阶段》中已经预言，“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
在战争初期和中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间的直接接触极为有限。1937年至1942年初美国使馆官员偶尔会晤武汉和重庆的中共联络组成员。美国参战以后，这种会见较为经常，有时既有美国军事官员，也有外交官员。虽然一再要求，国民党人仍宣布外国人不得进入一切根据地。只有少数避难者如林迈可或克莱尔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地区做过报道。最后，当亨利·华莱士副总统于1944年6月一号作战期间访华时，使馆官员说服他迫使蒋介石同意他们访问延安的要求。作为对显已不耐烦的罗斯福总统的这位代表的让步，蒋勉强批准组成美国观察员小组赴延安。一个新闻代表团立即出发；8月官方小组到达并开始工作。至此，“迪克西使团”诞生了。①这个小组由富有色彩的中国通包瑞德陆军上校率领，既包括军事观察员，也包括政治观察员，如谢伟思和约翰·P。戴维斯等人。他们的报告和介绍后来在美国关于“丢失中国”的激烈辩论中引起极大争议。实际上，所有抢发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都撰写有关“红色中国”的电稿和专著。他们的经历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现在，如那时一样，共产党似乎非常开放，乐于提供消息，并且关心把他们的情况摆在世界面前。
时机是重要的。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战以及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间的最后冲突——它导致史迪威被召回国——把国民党的短处暴露无遗，而中共则恢复了活力。在较为困难的战争中期，当中共正在为生存而奋斗并进行整风时，执拗的国民党曾阻止美国观察家从共产党人获得第一手的情况。
对于毛和中共来说，美国是一张百搭牌。显然，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承担义务。但美国也对尽快战胜日本及战后建设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承担义务。如果美国认为共产党人是致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与国民党在一号作战中的表现形成可喜对比——他们或许能得到战争物资和财政援助。毕竟为了赢得对德国和日本的胜利，美国正在与最广泛的盟国合作，不管他们声称的思想体系如何。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乘国民党人1944年危难之际公开进攻他们，它不可能获得美国的好感。
迪克西使团的成立是美国的有限承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提供帮助（对被击落的飞行员，对为盟军在华北登陆作准备），并拓宽直接联络的渠道。完全承认和军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与美国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国与国民党人之间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望的，只要不剥夺中共的自主和自治。不管这是不是主要动机，中共事实上在可能与国民党人发生冲突地区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区以谨慎的速度向前推进，这样的军事行动可以显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斗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国，这对中共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因为它表明蒋介石仍有力量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人事的变化——魏德迈代替史迪威任战区司令官，帕特里克·J。赫尔利任罗斯福的特别代表（后任大使）——似乎也不乐观。①共产党很快对赫尔利做出评价，作为罗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国说话的特别权威。赫尔利认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诉他，俄国人认为中共是假共产主义者，而且同意不干预中国国内政治。赫尔利确信，当中共认识到他们不能指望从苏联获得帮助时，他们会愿意与国民党和平相处。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承认或支持，它将更不让步。赫尔利还自信他能说服蒋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党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二者都是反对党，都在寻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尔利对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访问，这导致了共同起草五点建议。这项建议草案在语言上——部分灵感来自他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爱好——比中共过去接受过的任何东西都更概括。但是当赫尔和带着他自己已签字的这个文件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拒绝考虑它。于是赫尔利实质上改变了他的立场，并且拒绝对他帮助起草的五点建议承担责任。中共对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对赫尔利和美国的幻灭。
不管怎样，中国两党的政治立场已经相当清楚了。简言之，国民党人坚持共产党应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权力之下，作为讨论革新和改组的先决条件。既然国民党就是中国政府，它不可能与中共进行比林肯与杰斐逊·戴维斯协商美国分治更进一步的平等协商。共产党的立场是国民党立场的镜中映像：必须以令人满意的政治和军事改革作为参加重建的政府的先决条件。中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则优于国民党，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区和武装力量交给他人控制。号召建立“联合政府”是1944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后很久，联合政府始终是中共的谈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