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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1944年春，河南有数万人饿死。①虽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军缅甸战役的胜利高潮，并重新开通了进入中国西南的陆上通道，但这些在美国战术指挥及美军和英军参与下取得的胜利不足以弥补国民党在其他战场上的损失，也不足以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
一号作战的严峻局面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详细考察为共产党在大后方——在某种程度上由重庆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到1938年末汉口陷落时止，中共已享有很大范围的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自由。此后，国民党的审查和镇压迫使中共除官方批准的联络小组和新闻记者外，再次转入地下。当然，中共一直试图渗入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单位，双方打的秘密战都很成功。但境况一直极为危险，以至来自延安的指示是潜伏，保持或改进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环境改变。
当一号作战推进到南方和西南时，持异议的地方人士开始暗中议论除掉蒋介石的可能性。独立的军阀龙云控制下的云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和不满的政治人物的避难所。昆明也是滇缅公路和从印度“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线中国一方的终点。 1944年 9月，当一号作战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机和反国民党的不同政见汇集成一股旋流时，有几个小党和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小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民主同盟①。②随着1941年初新四军事变发生，这些人士试图起缓和和调停的作用。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价值观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虽然民主同盟缺乏群众基础，也不是统一的运动，但同盟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受过西方教育——对受过教育者的舆论和外国观察家有影响，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民主同盟的成员，他们似乎是为所有正义事业——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扩大参政范围——发言，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相信这些事业。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乐于让民盟以自己的声音讲话（虽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人员）。如果国民党实行改革或做出让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人拒绝与民盟合作或对它进行反击，他们就进一步为自己招致反动的恶名，并把更多的温和派驱向中共一边。无论是民主同盟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想法，还是某种反蒋政变的密谈，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是二者都以蒋介石和国民党受到损害，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机会。
表 30在华日军和伪军，1944年6月
来源：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卷，第226—228、233页。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访问延安的中外记者团介绍的情况。
① 一号作战的概要主要采自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73—82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
① 应为民主政团同盟——译者。
② 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113—117页；关于民主同盟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见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68—184页。
政治和军事的发展
日军对一号作战河南阶段投入了近150000人，对湖南广西阶段投入了近350000人以上。尽管华北和华中日军总数没有显著下降，但是应一号作战第二阶段的需要，从这些战区抽调了许多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而用守备队或来自本岛的新兵顶替他们。日军也增加了对伪军的信赖，抓紧了某些军事上松弛的环节。据延安的参谋长叶剑英提供的资料， 1944年 6月的情况如表30所示。
在共产党方面，党和军队重新开始发展，但在战争最后阶段，党的发展形式不同于军队。大约从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战争结束，党再次扩大，只是比战争头几年慢得多。如上所述（表16），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发展了约100000人（约15％）。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1945年4月），毛宣布有党员120万，比一年前增加 40％，比 1942年的低数字高出 60％以上。因此，到战争结束时，有近半数党员党龄不足两年。
表31 （参见表18）
中国共产党的兵力，1944年—1945年※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样。
资料来源：这是一个合成的表。1944年6月的数字取自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数字是《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刊载的数字。1945年4月的数字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的数字。
与党的持续发展相比，军队的规模有好几年几乎保持不变，征兵数只稍多于足够补充伤亡。1944年下半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在不到一年里，共产党当局宣布，他们的正规军（野战军加地方部队）实际增长了一倍。
这一迅速发展，部分地是对1944年和1945年地区有机会扩大所作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预感到日本的失败以及届时军队的重要，它既是执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领区或与国民党人争夺），也是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任何谈判解决的条件都将反映现有的实力）。这种发展主要来自迅速将地方部队编入野战部队；因此所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大量增加较多来自改编，较少来自招募新兵。在这些正规部队之下是兼职民兵——华北大约有150万，华中有50万。民兵在保卫村庄、辅助执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报、短距离传递急件、运输给养和担担架等任务中都是很有用的。但是他们的训练是初步的。事实上没有武器能发给他们。民兵不指望像正规战斗部队那样执行任务，他们也很少这样做。
叶剑英报告，从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战次数比前几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作战规模较小，其中大部分对伪军，而且伤亡比率愈来愈对中共有利。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间，共产党伤亡数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间的64000人的一半。①战争头几个月出现过的争论有些又重新出现了，有些军事领导人主张加速扩张，并从传统的游击战向较正规的作战转变。有些高层领导人显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1944年春一号作战进行之际，八路军在河北对战略要点石家庄铁路枢纽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甚至短暂地占领了重要城市保定。也是在这个时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据地都恢复了活动。毛原则上同意前进战略，并使党处于能利用日本最后战败的地位。1944年春，他极力主张他的同志们要“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线开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可是他仍劝告要审慎、灵活，并对党的能力作出现实的估价：我党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①毛还担心他的野战军司令员们会鲁莽从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战略全局。有好几次他申斥的正是这种“山头主义”。他一定回想起未经批准的百团大战和未能控制项英。
然而，没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国民党已被清除的地区退缩不前。在这些地区，仅有的问题是战术方面的——用手中的资源能完成多少任务，敌伪的对抗可能达到何种程度。敏感得多的问题是在国民党仍声称拥有主权的地区或在一号作战中新丧失的地区开拓大块新根据地。朱德、叶剑英和陈毅都表明他们对这样的发展想得很多；他们显然发现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最终，中共虽然进入某些上述地区，但做得很谨慎，有选择，并采取低姿态。
在战争中的最后一年，中共对以前形成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造，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因胜利而产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对党的影响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现实的评价。在新的“解放区”，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发展浪潮中做过的那样，他们做了为得到初步立足点所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然后再扩大影响。在已建立的根据地，重点既放在生产运动上，也放在阶级斗争上。最为经常的是，阶级斗争意味着进一步扩大减租减息。
在许多根据地——包括一些核心地区——减租减息并没有彻底实现，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