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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大舅把大姐送回了厦门。
大舅说：“过年了，多讲吉利话。”
哪怕不是过年，我相信母亲对大姐也已经失去了她的言语杀伤力。母亲脾气躁，骂人一向没有好话，对自家人尤其敢骂，死啊鬼啊从不离口，用本地话形容，那不叫骂，是“詈”。无论是詈还是骂，到了大姐回家的这个时候，母亲已经没有言语。
她不说话，大姐也不说话。大舅劝了两句，返程赶回。
第二天凌晨，母亲起身洗衣，后院水井边，大姐已经在打水忙碌。那时母亲哭了，大姐也跟着哭，母女冤家在水井边哭成了一团。
寒假过后大姐回学校上课，母亲为她收拾衣物，没再试图阻拦，还在她的书包里塞了一个护身符。我所就读的小学开学比较迟，大姐提出带我到大舅家玩，母亲也没阻拦。我跟着大姐坐江轮到了漳州，在大舅家住了一星期。
有一个晚间，大姐有事匆匆出门，我缠着要跟去，说是大舅家孩子都大，没有谁跟我玩。大姐推说天气很冷，街上很黑，不让我跟。看我满脸失望，她骂了我一句馋鬼，给我穿件棉袄，拉着我的手出了大舅家门。
大舅家街头转角有一个酥饼摊，烤的酥饼薄得跟纸一样，脆得一咬就碎，热乎乎的刚从煎锅里出来，又便宜又好吃。每次跟大姐经过那个摊子，我都看着酥饼眼睛发直，总被大姐骂作馋鬼。我吵着跟她走，实是因为嘴馋。
她拉着我的手去了酥饼摊，买了个饼塞在我手里，然后让我回大舅家。“阿姐我要跟你。”我赖她。
她只好带着我。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途经一座教堂，当地人称“天主堂”，再从一条小巷进入一个大房子。
有许多人聚在房子里，男男女女，大都与大姐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给大姐戴上一个发套，让她长出一根长辫子，给她换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棉衣，让她敲一个小碟子唱歌。忽然间有一个老人拿出鞭子抽她，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跳出来，把老人手中的鞭子抢走，还说了很多话。我坐在一旁矮竹凳上，看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是演戏，不是真演，是排练。他们排的戏叫做“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日戏。日本人侵略中国，中国人要起来抗日，戏里讲了这个道理。我年纪小，道理还不太懂，那出戏却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戏里的老头出了岔子：他拿鞭子打人力气过大，嘴唇上粘的两撇假胡子突然掉落，一旁看的人顿时哄笑，气得大姐朝他嚷嚷。还有戏里跳进来抢鞭子的年轻人最让我吃惊，我记得他是大姐小学的一个同学，早几年他到过我们家几次，好像叫什么“阿国”。没想到他也跑来这个排练场。
这是大姐他们的剧社，他们在这里排戏，大姐在这出戏里当主演。她的声音很好听，银铃一样，情绪饱满，让人揪心。她的一举一动都特别好看，浑身散发着光彩。
她交代我，回去后千万不能告诉母亲，别说她在这里参加剧社，跟大家演抗日戏，不要说阿国也在这里，什么都不要说。
“免得阿姆把我骂死。”她说。
我问她演戏不好吗？她说如果不好他们怎么会去做？他们不是为了演戏，是为了唤起民众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讲只是怕母亲担心。
剧社里的人开我玩笑，说这小妹眼睛大大的，东张西望，一看就会演戏，让她也来剧社吧，给她一个角色试试。大姐开玩笑说可以啊，等我们家澳妹长大了。那时大家哈哈笑，都挺快活，没想到转眼就出了大事。事情起因在我：我年纪小，爱犯困，在剧社半懂不懂看排演，止不住瞌睡，大姐看我不停地打哈欠，像是撑不下去了，骂了我一句：“不让你跟，偏要来。”她把棉袄给我套上，打算领我回家，守在一旁的阿国拦住她：“天晚了，不要自己走。”
大姐也不客气：“你来送，让你管生管死。”
阿国好说话，当即起身，跟着我们出了剧社。刚出大门，忽然有四五个黑影迎面而来，大姐拉着我往巷道边靠，让对方过去，却没想到对方反而逼过来挤我们。跟在后头的阿国几步跑上前，喊了声：“你们什么人？做什么？”
对方不吭不声，忽然围住阿国。他们竟然带着家伙，没等阿国再问，有人在暗中抡起木棍，一棍打在阿国头上。阿国失声痛叫。急切中，大姐把我往身后一推，用身子护着我，大喊救命。那几个人扑上来打大姐，大姐赤手空拳与之相搏，还好剧社里的人闻声追出，几个黑影一起收手，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被扶回剧社。大姐莫名其妙挨了几棍，没打到要害，并无大碍，但是一进屋子她就大惊失色，因为两手都是血。大姐急坏了，拉着我从头摸到脚，只怕我被坏人打伤。这时她身边“扑通”一声响，阿国一头栽倒于地，引得身边人一起大叫。
大姐手上的血来自阿国，那些人不仅带棍子，他们还在阿国肚子上捅了一刀。起初阿国没在意，还能走进屋子，忽然间感觉不对，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姐抱着浑身是血的阿国喊叫，声嘶力竭。但是没喊回来，阿国死在剧社里。我整个儿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
警察赶到，把剧社里的人都抓到牢里，先行拘留。我跟着大姐在牢里坐了一个晚上，彻夜无眠。第二天下午颜俊杰闻讯赶到，才把我们姐妹保出监牢。
大姐头发蓬乱，身上衣眼上全是血。她抱着我坐在牢里时不声不响，一见颜俊杰，她的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
颜哥说：“还好。万幸。”
颜俊杰是我大哥的小学同学，我管他叫颜哥。从我依稀记事时起，他就在我们家晃来晃去，跟大哥特别要好。他一直对我大姐很上心，看到大姐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
大姐哭：“阿国死了。”
颜哥说：“你们没事就好。”
两天后颜哥把我送回厦门。剧社刚出这么大的事情，大姐不能离开，特意拜托颜哥护送，行前再三嘱咐，让我管住自己的嘴，不许多说一个字。
“不要把阿姆吓死。”她说。
后来这件事还是让我给露了馅。
回厦门后我牢记大姐的交代，无论母亲怎么打听，从不提起剧社和阿国。不料有一天漏了句嘴，提起那些人说我眼睛大，可以去演戏，但是我不敢，因为演戏会死人。母亲起了疑心：“谁死了？”
我不会说谎，母亲一追问就心里发慌，最后吃不住劲，都坦白了。
母亲没给我吓死，但是急坏了：“要死了啊！”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
母亲捎信让大姐回家一趟，大姐回了口信，说学校里课多，得等些日子，母亲不听，再捎信要大姐回家。拖了一个来月大姐终于回来了，却没有直接回家见母亲，她去了我读书的小学，守在门口，在放学路上拦住了我。
我一见她就哭，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都招了？”她问我。
我承认。
“果然。”她不高兴，“怎么一下就叛变了？”
我真是没想叛变，但是我抗不过母亲。
“澳妹太老实。傻。”她说。
她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哭。年纪小不懂事，长大就懂了。我抹着眼睛问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阿姆迟早要知道。
当晚，大姐和母亲两人在楼下厨房说话，整整说了大半夜。她们不让我听，把我赶到楼上做作业，然后让我赶紧睡觉。整个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她们像以往那样互相喊叫，怕母亲动手打大姐，也怕大姐还手。在我的提心吊胆中，楼下厨房传出嗡嗡不绝的声响，显然她们谈得并不轻松，但是始终没有激烈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大姐离开厦门，返回学校。走之前她到厨房跟母亲告别，母亲一声不吭。我在那里帮母亲淘米，大姐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母亲看着大姐的背影，一时竟像傻了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还有恐惧。“会死啊。”母亲感叹，自言自语一般，“会死啊。”
我吓坏了。
那年夏天出了大事：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当年末，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到处传说日军马上就要进攻厦门。隔年一月底，大姐回到厦门过寒假，只待了短短几天，大年初四又匆匆返回漳州，说是学校有事。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的行动，听之任之，她愿回就回，想走就走。谁料仅仅只过了半个月，大姐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