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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大人们开始闲谈。由于我是名正言顺 的学生，自可一侧旁听。况且听大人的谈话，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喧和闲谈之后，父亲拿出张大千的画，请他过目。
张伯驹比较欣赏其中的十二幅黄山山水图，说：“东西不错。虽然属于 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笔法也很空灵。”张伯驹又转身 对我说：“小愚，你在家要跟着父亲多看。因为绘画作品的真价，不是从认 识、而是从直观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亲的脸堆满了笑，别提多高兴了。他告诉张伯驹：“ 我主要是藏书，其次才是藏画。买书画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为（19）49 年从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马路上看到一车车的线装书送往造纸厂，心疼得不 得了。于是乎，赶快把情况告诉了郑振铎，请他制止这种行为。西谛回答说 ：‘文物局要办的事太多。这样的事，一时顾不过来。伯钧，你发动党外的 朋友，大家都来收藏一些吧。’这样，我除了日常开支，所有的钱就都用来 买书、买画。健生也很支持。”
“书画还算幸运，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来，恐怕就困难了。”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 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 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 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 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 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 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 （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 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 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 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 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 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 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 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 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 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 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 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 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 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 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 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 ，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 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 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 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 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 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 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 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 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 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 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 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 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 ，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 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 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 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 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 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 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 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 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 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 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 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 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 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 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 。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 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 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 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 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 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 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 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 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 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 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 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