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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事；没事，就闲坐在客厅。他家不像我家有那么多报刊杂志，似 乎只订有一份《北京日报》。而且，张伯驹看报，再大的新闻、再长的文章 也是一晃而过。
我把第一幅完整临摹老师的山水习作，呈上。潘素仔细看后，连呼：“ 伯驹，你来看，这孩子画得蛮可以。”
张先生闻声进来，瞧了瞧，点点头。他没有妻子的那份激动、那种肯定 。
我每画完一张，潘素看后，都要拿给张伯驹过目。潘素总说我有慧根，好 教。张先生总是点头而已，既不夸奖，也不批评。
他的模糊态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终于开口了：“张伯伯， 我的习作您也看过不少。能说说吗？”
张伯驹对我说：“你的每张习作都有进步，足见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 能力。一个人即使聘请再好的老师，若无这些条件，是学不了画的。但是艺 术和其他门类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传授的。她（指潘素）当老师 ，仅仅是向你讲解一些绘画的规则、技法罢了。拿作诗填词来说，也是一样 。老师只能讲些格律音韵，或者告诉你，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至于能否画 出一张好画、写出一首好诗，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养、悟性和 创造力。”
我与张氏夫妇混熟了。潘素不让我称她为先生，于是，我一口一个地喊 着：潘姨，潘姨。说来，中国的称呼也怪。人的称谓变了，人的关系跟着也 就变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亲热的。除了授课，我们还说闲 话；后来，除了说闲话，我们还说私房话。潘姨说我不仅懂画，而且懂事， 她喜欢懂事的女孩儿。
在张伯驹面前，我保持着敬重，但不再拘谨。我渐渐发现，在授课之后 张先生时不时地要和我闲聊一阵子，谈棋、谈诗、谈字、谈戏，其中尤喜谈 戏。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从他嘴里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 ，标准中州韵，话又说得极专业，很多地方我听不大懂。可我从不打断他的 话头，也不发问，更不会对他说：我听不懂。我自己常纳闷儿，一位饱学之 士，怎么能和一个毛丫头聊天呢？琢磨来，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在 “三面红旗”“大跃进”“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时 代烈焰之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女学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听被时人冷落的老 话、旧话、无用之话。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牵动出他的热情。另一方面是出 身，修养，禀赋，学识，品行，爱好，趣味等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 文化自豪，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要充任一个文化的传播者。而后者的成分可能 更多些。
渐渐地，我看出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一位与之相 熟识的老中医告诉我，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 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 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 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 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 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 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 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 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 ，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 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 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一个晴朗的周日，我向潘素学习“浅绛”。画得正起劲，张伯驹把妻子 叫出去，耳语几句。没过多久，张伯驹又进来，又看看我俩。不大功夫，张 伯驹再进来，再看看我俩。如此往复数次。
我问：“潘姨，张伯伯有事吗？”
“就是有事，他才这个样子。”
“那您和张伯伯去办事吧。今天我就学到这里，告辞了。”
潘素笑道：“什么事呀，是你张伯伯叫我们吃饭去。”
正说着，张伯驹又进来。潘素边看表，边对他说：“刚十点多，还早。 ”
“走。”张先生声音不大，可语气坚定，一点没商量。潘素忙着收拾画 具，尽管嘴里还在嘟囔。
张宅没有电话，我无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诉父母了。心想，反正时 间还早，等我饭毕归来，可能家里的菜还没做得呢。顺便说一句，（19）57 年前，父母公务繁忙，饭桌上即使见不到我们，也极少问及。自戴帽后，骨 血之间，亲情大增。别说是吃饭，就是佐以饼干或面包的午茶，父亲无论如 何也要等我放学回来。“小愚儿，快来喝热茶，我和老妈妈都在等你呢！” 第一次听父亲这么说，让我好感动，也好感谢“反右”。
我们师徒三人，从细窄细窄的烟袋斜街穿出，沿鼓楼大街向南走去。我 以为不过是在这条北城最热闹的街上找个饭馆，就近而餐罢了。可看张伯驹 双手背在身后目不斜视，大步疾行的样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标。我 们走过地安门南大街，又走过景山东街。张伯驹远冲在前，像只领头羊，潘 素和我则紧紧尾随于后。天气转暖，太阳高悬，幸好我穿得不多。
体态丰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额角的汗珠，对我说：“只要上街， 你张伯伯就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像在打冲锋，不管别人。”
“我爸走路和张伯伯一个样儿。有一年春节全家逛厂甸的书肆，我爸带 着警卫员把我和妈妈甩出半里地远，害得我们母女啥也没看，只顾拉直脖子 ，活似两只呆头鹅。四只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两下走岔了。回到家里， 我妈大大发了一顿脾气，说今后不再与他同行。我爸二话不说，满脸陪笑。 我妈回到寝室，他跟到寝室；我妈躲进书房，他跟到书房；直到消气为止。 ”潘素听了我这一番话，略感自慰。原来天下男人的许多毛病，是一个模子 “磕”出来的。
我们三个人，继续南行。我忍不住问：“潘姨，咱们这是去哪儿呀？”
“去欧美同学会（曾改为政协的文化俱乐部），你张伯伯喜欢吃西餐。 ”
从后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边就有通往目的 地的公共汽车，咱们干嘛不坐车？我心里这么想，嘴上可不敢说，乖乖地跟 在张伯驹的身后，走着，走着。
阿弥陀佛，终于走到了。我们刚踏进门，欧美同学会西餐厅的男侍便迎 了上来。看来，他们都认得张氏夫妇。在吩咐几句之后，凉菜、汤菜、热菜 、面包、黄油、果酱依次端上。
这里，也是父亲常带我来的地方。每次在点菜前，父亲要问我和姐姐： “想吃点什么？”
我便举着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张伯驹，没有问我想吃什么。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属于自己 的那份西餐，并恭敬地向他俩道谢。
三人刚走出欧美同学会的大门，张伯驹立即对我说：“小愚，你赶公共 汽车回家吧。”
我问潘素：“那您和张伯伯呢？”
“张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车。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们夫妇在便道上，一前一后地向 北走着。张伯驹的鬓发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近乎透明的色泽。坐在汽车 里，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脚板胀。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觉得累吗？—— 看来，喜好与兴致对张伯驹真是个极其顽强的东西。
回家即对父亲描述了这顿拉练式的西餐。父亲听后，大为不安。说：“ 事情被颠倒了。学生居然吃起老师来了，该请客的是我们。”
父亲决定让厨师备上一席佳肴，回请张氏夫妇。我家的这位大厨师姓梁 ，东兴楼出身，是高岗出事后调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戏。听说来 客是名票张伯驹，便发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没请客，作为掌灶 的他，早就手痒难耐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父亲叫司机用车把张氏夫妇接到家中。张伯驹穿的， 还是那件中式旧夹袄。一袭剪裁得体的黑丝绒套装，将潘素的白晰娇好，映 衬得分外动人。离吃晚饭的时间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