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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 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
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
“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
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 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
“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
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
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
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
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 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