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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说95％以上的留美中国学生都取得了硕士以上的学位，其中四分之一在工作的第二年就拿到了五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当我看到又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权组建百万美元的实验项目，又一批不甘寂寞的中国留学生打入了华尔街，我真的感到由衷的振奋。一个群体的素质，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的知识青年。成功的标准并不仅仅来自美国社会的承认。他们大多数人的成功是在经历了生活、心理环境的 大震荡后，又找到了新的平衡，也超越了自己。无论留在美国还是回到祖国，他们都不会替中国人丢脸。
今天在地铁站等车时，忽然听见委婉的二胡琴声，是“二泉映月”。一听就知道是专业水平。我走过去，向拉二胡的年轻人笑笑，算是打过招呼；他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周围的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侧转身，朝向琴声。他们大概不认识这种陌生的乐器，却又分明被这种奇异动人的旋律所触动。年轻人很平静，毫无卖艺的窘迫，不卑不亢，缓缓拉来，如行云流水，如置无人之地。在这份真实坦然中，你品得出美国式的处世态度：从不顾影自怜，无需矫揉造作；而曲子中的中国味儿似乎因此更地道了。
我的眼圈有点湿了。
放松自己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个学期。
自从学期开始时为追求刺激，一下子选了十八个学分的课程（一般学生只选十二个学分）：这半年就没有了所谓的周末。进入十二月，期末考试一拥而上，真有十面埋伏的架式：三篇各二十页的论文，一部电视纪录片。两周之内必须交齐，外加三个小时的当堂考试，真让我悟出了“绞尽脑汁”的形象性和准确性。每天不足四个小时的睡眠，使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不再有意义。连滚带爬地熬过这“黑色双周”，神经已磨成细细的一根，绷得透明。
实在不忍心再撩动它，便把所有的书都塞进柜子，视野之中绝不允许任何笔记的存在。
呼呼大睡三天，然后收拾行装去维尔（VAIL）。
去滑雪，生平第一次。
蓝天、雪山、松林、麋鹿，来不及惊呼，心中所有的禁铜在一瞬间瓦解，我大口呼吸着科罗拉多高山的空气，它湿润寒冷，微微刺痛着喉咙，却让我有说不出的快感。我没有缘故地放声大笑，几乎吓着了自己。
在沉闷的计算机房里呆了太久，情感都长了皱纹；白纸黑字看得大多，眼睛只习惯于最短的距离。终于有一片大大的天空在头顶，有飘扬的雪潮湿着干燥的肌肤，我感到自己的神经在山风和树香中变得强壮，和着远山起伏的旋律轻声地吟唱；我看得见自己眼神中的闪光，通过别人看我的神情和视线尽头那一团亮色的云霞。
维尔的人们单纯而快乐，像一群孩子，最鲜艳的滑雪衫、最大胆的玩笑、最好的体力和胃口。有穿着短袖布裙在室外餐厅穿梭的侍女，有手臂上吊着绷带，仍不忘大口喝啤酒和吹牛的男人，也有在黄昏时分缓缓驶过灯火融融的街道的那辆马车。
维尔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连麻烦不断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也来到了维尔。新年之际，她与所有来维尔的人一样，寻找一个几乎变得陌生的权力——快乐。无论王妃还是村夫，在快乐面前变得平等，自我内心的满足使世俗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滑雪和寻找快乐使他们的沟通不成问题。
但滑雪还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滑过雪的人。过去对滑雪的唯一感官认识是梦见自己从雪峰疾驰而下，忽然在转弯处发现正前方一棵粗壮的松树，眼看就要迎面撞去，脚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控制。。幸好同行的朋友中有滑得不错的。在他们的悉心传授下，第二天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照顾脚下的同时，居然能不时抬眼四下张望一番，颇为自命不凡。
雪无拘无束地下着，时密时疏，根本不理会什么章法。溪边灌木丛裹着层层霜花，没有了春华秋实的点缀，倒愈显得雅致。高树枝丫上有一只黑羽的鹰，在瑟瑟的风中纹丝不动，缩颈向天。额顶一簇金色的绒毛，是银色世界中的亮丽。没有老树昏鸦的凄凉，也没有冷眼向人的孤僻，它承受着寒风朔雪，却安详而自得；自信得不必显示，清高得无需证明。
我停下脚步，望着它，算是不周到的致意，它也不怪。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直到身后的朋友大嚷我挡了道路。
一滑就是五公里，心情松快得像雪花。这才知道雪中的景致和雪中的心情才是滑雪的真正乐趣。
离开维尔的前一天，我和朋友们有了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这一天格外晴朗。彩虹般颜色的气球膨胀起一个饱满的惊喜，我的心情早已轻飘飘得不能自己。
几乎没有震动，已经飞行在半空中。刚刚还置身其中的大地转眼成了渐去渐远的风景。热气球的驾驶员DON有十二年的经验，但他承认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整气球的高度来捕捉不同的风向，至于气球的具体航线及落点，实在是听天由命的。大家一致说：这才是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既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来得更刺激。你既不能盲目自信，又不敢放弃努力的机会。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
大家一路赞叹着身下的景致。
当我们俯瞰世界时，有没有一双眼睛在俯瞰我们？
回到纽约，期末考试成绩揭晓：除了一门功课得B＋，其余全部是A，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就这么结束了。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
老人啊，老人
“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