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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各支部队都是单独行动，而且由于道路险阻，行军极为困难。例如：混成第九旅团从凤山到黄州府，必须经过舍人关之险并渡过赤壁江，而对于平壤以内的重镇黄州，清军并未派兵严守。朔宁支队进至三登县南，须渡过水深流急的大同江支流柳绿河，但仅抢到两只渡船，从头天中午到次日拂晓，经过整整十六个小时，朔宁支队才全部渡到对岸。第五师团主力从十二浦渡大同江，一连三个昼夜也未全部渡完。对这两处险要的渡口，皆无清军击日军于半渡。元山支队从元山到阳德，“本道有马息岭、飞虎岭，颇险隘；文川道有留去岭、麒麟岭，亦险峻。
风雨如注，或桥绝阻行，或崖崩压杀兵卒，或马僵浸粮食于溪水。其运炮送粮，马痛人疲；搬弹中马发蹄炎毙者相踵。”注3如果清军掌握日军的这种情况，而釆取正确的战术，集中兵力对敌人实行各个击败，歼其一支或二支，那末日军就会有完全失败的危险。对于日军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粮食匮乏。由于朝鲜人民对日军侵略的抵制。日军在朝鲜征集粮食是非常困难的。
混成第九旅团前锋抵金川露营时，“雷雨大至，入夜不止，军无雨衣，将土皆立两中，且乏粮食，每人一日之粮不过米四五合而已。所至村落，征发食物，才得疗饥。”朔宁支队也“苦粮乏”，当其抵新溪时，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第二大队长山口圭藏少佐“啜粥者数次”；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大队长富田春壁少佐幸亏“腰载干饭，仅免于饥”。注4元山支队到达阳德后，由于“粮食缺乏，军官亦仅喝两碗稀粥充饥”。师团和其他部队一样，“粮食极缺，师团长本人也有数日没有米吃，仅以小米饭果腹。”注5日本历史学者说：“苦于粮食不足、担心清兵加强防御阵地的野津师团长，感到后援的第三师团一到，补给将更加困难，于是决定在后援部队尚未到达时，便以第五师团进行强攻。这种作战是极其冒险的。”“如果连续激战两天以上，那末弹药和粮食将同时失去补给，只有放弃围攻，实行退却。”注6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所有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日军之进行平壤作战，是带有很大程度的军事冒险性质的。如果中国方面能够采取正确的对策，这次战役是有可能打好的。伹不幸的是，中国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影响战争全局的失败。中国方面的失误，就其最主要的而言，有以下五点：
其—，长期没有任命具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了“有将无帅”的局面。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各方面都寄望于前台湾巡抚刘铭传，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李鸿章也希望他能够出来，并担任会办北洋督办朝鲜事务一职。早管劝驾者甚多，但刘铭传始终不肯出山。他之所以不肯出山，身体有病固是一个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知和议在即”，故以病作为推托的借口。另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是刘铭传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所以采取“不降明诏”的方式。据说，他曾对人言：“吾任封疆，即退处，固大臣也。令廷寄等之列将，岂朝廷所以待大臣之义哉？”注7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说明了朝廷起用刘铭传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的。如果当时光绪明发谕旨，明示必战，晓以大义，刘铭传是会亲赴前敌的。由于“有将无帅”，入朝诸将缺乏统一的领导，各怀意见，未能团结相处。据随盛军入朝的盛星怀报告：“丰（升阿）带旗不甚精练，且有骚扰。卫总统（汝贵）军令不严，且待下苛刻，诸将领、勇丁均生异志，其病非在一日，宪台谅早洞悉。左（宝贵）、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褊浅，不能融洽。”注8特别是在战守问题上意见亦颇不一致。“黄州这次告急，马、左欲前进，总统力阻，恐得首功。”因此提出：“看此情形，非有督办不可。”注9直到八月下旬，朝廷始委派不孚众望的叶志超为诸军总统，不仅为时已晚，而且任命极为不当。日人评论说：“使败将叶志超任诸军总指挥官，但叶之威望坠地，不能统一诸将，有总指挥官之名而无其实。”注10在这种情况下，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就不难料定了。
其二，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方面而论，当时清军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专保鸭绿江一线；一是加强入朝的兵力，力争必胜。叶志超是主张前一方案的。他退至平壤后，即曾劝说诸将“各整队伍，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注11有人亦肯定此方案，如称：“是时清国宜企划撤退平壤之后，与其后方诸队并合，以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注12其实，前一方案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此时日本已经组成第一军，而且其本部及所属第三师团皆于九月中旬到达汉城，随即由此北上，日军的兵力正在加强，拖延时间非为得计。对清军来说，当时最好的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之机，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之将统之，力争主动，与敌决战。如依克唐阿一军留防沈阳而下令入朝，能战之聂士成却派回国内募兵，未能抓紧时间从海路运兵至大同江登岸等等，都不能不是指挥上的错误。退一步说，即便暂不与敌决战，而有此众多的兵力，则可分驻数地，既可守险，又可互为策应。若能如此，则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将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其三，消极防御思想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将野津道贯，对清军的意图颇为了解：必然是“全军一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窥其所长，唯有守城之法耳。”注13四大军入朝以后，本来有两次进攻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八月上旬清军抵平壤之时。这是进兵汉城的一个大好时机。已如前述。第二次，是在九月上旬日军分兵进犯平壤之时。此时，各军虽“均挑八成队”注14前往中和、黄州一带截击，但又随即撤回平壤。本来，清军挑队南下即很勉强，各将统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左宝贵认为：“敌人宣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注15马玉昆与左同见。而卫汝贵则认为：“此时东支西吾，万不敢孟浪进兵。”叶志超“审敌量力，亦颇为然”。注16只是在严旨的督促下，才不得不派兵截击北犯之敌，但又决心不大。恰好率鸿章来电告以：“若我进攻黄州，而阳德敌众绕扑后路，则进退失据，为患甚大。”注17此电正合叶志超之意，遂调各军回营。日本军事评论家曾对清军派兵南进之举给予肯定的评价，指出：“此计划果能成功否？不敢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龃龉，不能在同一时期现出于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注18此论从原则上说是对的，清军果能对故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清军并未从战术的高度自觉地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法，派兵南进也只是单纯的截击。唯其如此，李鸿章和叶志超既惑南进成功的可能性甚小，又怕后路被敌包抄，只有坚匿平壤之一法，仍回到消极防御的老路上来了。
其四，清军在布防上问题甚多。险要处不置兵严守，全军株守平壤待敌，将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让与敌人。此其一。把全部兵力的约四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其中有三千人驻于距平壤一百七十里的安州，从此地到平壤需两天的路程。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抽调如此众多的兵力来保护退路，只能削弱平壤的防守力量。此其二。错误地估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较为重视平壤南路的防守。而对平壤北路的防守则重视不够。增援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是玄武门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其三。平壤城北所修筑的堡垒既少且近。北之坎北山、爱美山，东之大圣山、国主岘高地，皆未构筑堡垒，致使日军得以占据该处有利地形，并从容地布置炮兵阵地。在敌人的猛烈炮火轰击下，清军城北的几座堡垒是很难守住的。此其四。由此可知，日军在平壤南、西两个战场受挫，而唯独在北战场得势，是并非偶然的。
其五，主将的失败主义导致清军的平壤溃退。叶志超身为诸军总统，却无抗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