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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延续，清朝中期，鸦片流入中国，许多人吸嗜成瘾，伤及身体，更有甚者竟至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而理门组织是严禁吸烟的，鸦片更在禁忌之内。在理门组织内部，教众相互劝诫，相互监督，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许多家庭为使其子弟远离鸦片而送其皈依理门，因此，理门在民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我们以天津杨柳青一带为例：据著名民俗学者张次溪的《天津杨柳青小志》记载，“在理一门因禁烟酒之宜颇为昌大。”这里的禁烟不仅指禁吸食烟草，更指禁吸鸦片等毒品。在杨柳青早就流传有禁诫毒品的民谣《劝戒鸦片歌》流传，该歌唱道：“一心贪恋鸦片烟，二八佳人去半边，三餐茶饭不想吃，四季衣衫穿不全，五更天明难起早，六亲断绝苦黄连，七情六欲须节制，八方一律要戒烟，九九归一烟戒绝，十分安乐似神仙。”
由于戒烟有功，理门在北方的传播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支持。清乾隆三十一年，理门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全国最早的民间禁毒场所——正安堂老公所。在公所内，人们相互劝戒，相互监督，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觉抵制鸦片、烟酒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公所主要以互相劝戒的方式督促群众禁戒鸦片，同时辅以赠送以黄芩为主的草药熬制的“茶膏”帮人戒毒。
理门在北方的戒烟功德让清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个民间组织和其他帮会有着极大的不同。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同年11月，任钦差大臣，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这期间林则徐采取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强令禁绝，二是劝导戒除，三是在理戒除（即加入“理门”组织以戒毒）。在官方的推介之下，南方各省群众纷纷投入到理门下，互相劝勉戒烟。因“理门”组织协助政府禁烟，林则徐曾给予其数次嘉奖。
有了民间与官方的双重支持，理门的发展变得更加迅速，能人才俊也是层出不穷。在理门的传承体系中，并恭二祖、羊祖之外，尚有一尹祖。尹祖名尹岩，字重山，道号来凤，为羊祖再传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在天津梁家嘴建立理教第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公所”，将理教组织系统化。此后，理教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设立理教总公所。到20世纪40年代，仅在京津地区，理门旗下就约有百十余个公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以堂为名的组织，如：修真堂、公善堂等等，全是旧时的理门公所组织。1913年，理门倡导建立了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1925年，成立上海理教联合会。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中华理教总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理教公所一时多达3000个以上。
有了坚实的组织架构，理门也渐渐走上了繁荣之路。在此之后虽然历经战乱，但其宗旨从未改变，导人向善、救助穷人始终是其本色。抗日战争期间，理门的发展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理门之中曾经出过叛逆，例如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勾结日本人，成立伪中国理教总会，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另外，天津清帮头领袁文会也曾一度控制当地的理门会所，使原本扬善养正的理门成了流氓分子的掩护外衣。
然而瑕不掩瑜，理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究其本质却始终有持着良善的一面。
建国后，大陆地区百废重建，基础医疗一步步加强，理门的功能性渐渐消失。与此同时，随着公有化体系的渐渐形成，理门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经济来源（此前理门一直以个体商户的布施为主要经济来源）。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各类会道门渐渐灭绝，理门也消失在汪洋人海之中。
和其他许多帮会组织一样，理门虽然消失于大陆，但在海外却留下了火种。1949年，理教首领之一、国民党军少将高参赵东书抵达台湾。次年春，他召集从大陆赴台的一些理教信徒商议“复教”，5月25日获准以“中华理教总会”名义重新登记。1951年3月4日赵当选为理事长。1954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内政部”指令拨出原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在台北的“西本愿寺”寺址，作为“理教总公所”，总领正提点大法师由赵东书出任。1975年4月5日，总公所发生火灾，损失惨重，赵东书力谋重建，却回天乏术，于1980年6月30日去世。1981年5月，陈志泉继任总领正。
在此之后，理门在海外的发展相对平顺。1997年底，理教在台有公所等机构145个，信徒152000人，教职人员629人；办有培养传道人员的“中国圣理书院”等三所教内学校。理教在香港、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公所，与台湾有一定联系。
至今日，理门虽然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但作为华人组织，他依然存在着，其宗旨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巩固和延续，并获得了应有的尊重。1985年，陈志泉还作为台宗教团体领袖之一，应邀参加过美国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
2。胡子·东北没有黑社会
在旧中国，东北是乱世中心之一。日俄战争，这里是战场；抗日战争，这里是始发点。伪满政权的统治之下，无数东北儿女抛头颅洒热血，马占山、张学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一个个名字如流星从天空中划过，而它们照亮的不仅仅是北中国的土地，还有整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乱世出英雄，也出强人大盗，东北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东北有规模的帮会组织却很少，因为东北黑道以土匪胡子为主。“东北没有黑社会”，这是一个如今的笑话，但在旧中国却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儿准确性。
在建国之前的东北黑道，胡子执牛耳，这是铁定的事实。虽然清帮、洪门以及其他一些会道门在这里也多有发展，但论起能力、水准，还真就没办法和土生土长的胡子相抗衡。想当年，白山黑水之间，马队纵横、枪声四起，日本人的火车、大户人家的财宝，哪样没有被洗劫过？整个东北就仿佛是强人的快活林，辛辣的烧酒、大块的肥肉将这里的江湖映照得无比粗犷、野蛮。
以名称而论，将土匪说成胡子，这是东北人的原创。对于这名称的由来，说法纷杂，史学家也很少把触角深入到这个领域。东北民俗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协会副主席曹保明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可能胡子也知道土匪这个叫法不好，于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祖师爷达摩多罗的相貌特征，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胡子’。据说如果当面叫他们土匪，轻则一痛暴打，重则可能就没命了。但你当面叫他们‘胡子’，一般他们不会理会。另一种说法是清末年间，东北土匪一般都用土枪，平时枪口处堵一塞木，塞木上系着红缨。当要射击时便将塞木取出衔在口中，远处望去就像红色的胡子，所以人们称土匪为‘红胡子’。日俄战争期间，东北老百姓又管俄罗斯人叫‘红胡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匪干坏事怕让人认出来，于是就想了个办法，在行动之前在脸上贴了很多纸条，飘飘然如同胡子。”
以上这三种说法，第一种比较正经，后两种则明显有牵强附会的嫌疑。不过不管怎么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名称，“胡子”这两个字都被深深地印在了中国的黑道历史上。
在胡子纵横的旧中国东北，门派是不存在的，繁复的规则也是不存在的。胡子们拥有的只是一些约定俗成的黑话、习惯。认真一点的胡子拜达摩多罗，胸口挂着一尊小金佛，但这并不是一个准则。在当时，胡子和地主武装大团纠缠不清，双方的身份常有逆转，因此统一的信仰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东北民间作家吴樵曾著有《宽城随笔》，其中对清末时期的胡子多有描述。在该书中，他介绍道：“吉林胡子，在咸丰年间活动最厉害。当时，太平天国战乱，驻东北的八旗兵，大部调往关内，关外一时空虚，成了胡子天下。同治年间，平静一点。甲午战败，溃兵四处流窜，许多兵痞落草为寇，与胡子为伍，胡子势力大增。当时，每股胡子人数，少则千百，多则上万。例如，一股以唐殿荣为首的胡子，多达三万余众。他以军治匪，号令严明。唐善枪法，部下个个是神枪手。他不扰本国商民，专门奇袭俄人。当山中缺乏给养、弹药时，就越过国界，到俄国抢掠。行踪飘忽不定，沙俄军队也对之束手无策。后来被清廷招安，三万胡子投降，唐被授以都统之职，驻扎在吉林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