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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式的大翻领装饰在领端，戈达尔夫人已经在巴米安的壁画中注意到这种服装，包括长裤、高靴及其他细节，都是直接从伊朗摹仿来的。很多年以后，在1937年，哈金与卡尔先生在喀布尔以西的丰都克斯坦发现的奇异的人造云石上，有萨珊王朝国王科斯罗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在位）的铸币年代，它为我们确切地证实了伊朗佛教仍然在阿富汗延续，一直到被阿拉伯征服的前夕，他们都还在模仿库车社会的男性服饰和装扮。
克孜尔石窟壁画有着丰富的内含和独特的风格，哈金认为它创作于公元650～750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这种壁画受萨珊艺术的影响较大，具有造型不规则和色彩过于明亮的特点。在现藏于柏林博物馆的克孜尔和浑图拉佛教壁画上，有布施的男男女女组成的迎神队，逼真地表现出公元5～8世纪时库车的宫廷盛况。这充分证明了库车贵族阶级确实属于印欧人种，他们的装扮与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文明都很明显地伊朗化了，但他们的信仰与文学方面则深受印度的影响。克孜尔石窟内壁画上的宫廷服装旁边有几幅表现军人形象的图画，上面有头戴圆形盔帽、身穿锁子甲、手持长矛的库车铁甲骑兵队，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萨珊的骑兵队和克里米亚刻赤－班第加拜壁画上的萨尔马特骑士。
这种深受佛教影响的伊朗艺术品又在塔里木盆地南部被重新发现了，主要位于阗东北的绿洲上。在丹丹－威里克的木板画上（公元7世纪末），我们看到很多印度式的裸体美人鱼紧紧靠在一起，她们的形象酷似阿旃陀壁画中的裸体女人。旁边是一个完全伊朗式的骑士与一个养骆驼的人以及一个有胡须的菩萨，头戴波斯式王冠，身穿绿色宽袖长上衣、长裤和靴子，那靴子与萨珊宫廷服饰中的靴子一模一样。此外，我们在吐鲁番地区的别哲克里克、木头沟等地的壁画与小雕刻上同样发现了伊朗的影响。别哲克里克壁画中的神穿着铁甲，使我们联想到克孜尔与浑图拉石窟内穿着萨珊式甲胄的库车骑士。另外，哈金还发现，那里的观音菩萨将印度式的优雅姿态表现到了极至。在木尔图克壁画中，我们在印度式菩萨旁边看到一些侍者，他们穿着与克孜尔壁画上的骑士同样的甲胄，戴着萨珊式的翅膀形状的头盔。在小雕刻方面，有斯坦因爵士在喀喇沙尔发现的精致的人造云石肖像，从外表上看，它像一个人种陈列馆般的奇特，使人们立刻联想到与它完全相似的阿富汗哈达的希腊－佛教小雕像（现收藏于基迈博物馆内）。
因此，在突厥族公元8世纪后半期征服塔里木盆地以前，印欧人居住的绿洲（从叶尔羌、于阗到罗布诺尔，从喀什、库车与喀喇沙尔到吐鲁番）在文化方面并不属于阿尔泰和草原文明，而属于印度与伊朗的伟大文明。这种文明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形成了外印度和外伊朗。更进一步说，由于有了它们，印度与伊朗才得以深入到中国内部，这一点伯希和与斯坦因在敦煌（即丝绸之路进入当时中国甘肃省的门户）所发现的佛教壁画与幡旗可作证明。
草原上的古代史
丝绸之路 （4）
鲜卑替代蒙古帝国的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文明与伊朗－佛教文明同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盛行的时候，北方草原上的突厥－蒙古游牧部落正在互相残杀。大约在公元155年，定居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地区的北匈奴，被从蒙古－满洲边境兴安岭地区来的鲜卑游牧部落击败。很久以来，这个鲜卑族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通古斯人，但伯希与羽田亨经研究认为他们应该是蒙古人。因此，这场争斗可以看作是蒙古人战胜了匈奴统治。被汉人称作檀石槐的一位鲜卑族酋长，在征服了北匈奴之后进军西蒙古，一直打到伊犁，征服了乌孙人。中国纪年学者们认为，公元166年时鲜卑族统治地区是从满洲到乌孙，即到巴尔哈什湖。这未免有些夸大，当时鲜卑族统治的地区不会超过现在的博克多汗（土谢图汗）、车泽尔里克－曼达勒，以及三音那颜的领土。
将领土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鲜卑族酋长又将攻击的目标指向了中国，企图再造自己祖先的辉煌。公元156年，檀石槐入侵中国的行省，即现在的辽东，被阻挡了回去。于是，他又把目光转向当时已向中国称臣内蒙古的南匈奴。之后，他又与南匈奴媾和并诱惑其侵犯山西与甘肃的中国边疆，但这个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被中国军队挡在了国门之外（公元158年）。鲜卑族又发动了一次向满洲西南部行省的进攻，中国将军赵苞于公元177年将其击溃。此外，尚有游牧于大兴安岭的南达赖诺尔与西喇木化河流域的乌桓部落，被中国将军曹操于公元207年击溃。公元215～216年间，曹操将南匈奴的残部安置于现在的陕西、山西及河北北部的边疆地区，分为五部，每部都实行中国大员监督之下的酋长统领制。至于南匈奴原有的单于，则在中国朝廷内被看管起来。
公元220年，汉朝在内战中自行消亡，而被中国军队击溃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却没有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抗，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此时还没有从战后的衰落中摆脱出来，当然，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恐惧也应该考虑在内。尽管“三国”代替了汉朝，内战代替了统一，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民族仍然向华北地区的霸主——强大的魏国（公元220～265年）称臣纳贡。所以，公元224年，鄯善（罗布诺尔）、库车、于阗都向魏王曹丕俯首称臣。同样，当魏国和其他两个王国被重新统一中国的晋朝（司马氏）所代替时，库车王派他的儿子到皇室任职（公元285年）。至于鲜卑族，则愈加猖狂，甚至开始进攻甘肃边境的凉州（公元279年），不过很快就败在了中国将领马隆的手下。
匈奴此时已经不复存在，取代它的鲜卑族还没有力量进攻中国，因此中国暂时不会受到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公元4世纪，蛮族大举进攻远东，与欧洲公元5世纪时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十分相似。不过，这里的侵略与欧洲的有所不同，并不是某个阿提拉发动的在蛮族腹地的骚动，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着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公元4世纪，匈奴与鲜卑征服华北
我们已经看到，持续的分裂削弱了匈奴人的力量。从公元前3世纪起统治了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匈奴族，长期处于驻扎在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的统治之下。公元前44年，匈奴发生了第一次分裂，他们的一个首领郅支被鄂尔浑河畔的一个竞争者驱逐，便西迁到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哈什湖附近。于是东匈奴与西匈奴出现了，前者驻扎在蒙古，后来成为中国的外敌，后者驻扎在巴尔哈什湖与咸海草原，后来成为称为“浑“（阿提拉的祖先）的罗马帝国的外敌。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自行分裂，内蒙古的八部落与鄂尔浑河畔的单于统治的游牧部落脱离了关系。从此，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部落联盟，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与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我们在上文看到，公元155年，生活在满洲边境的北匈奴被来自兴安岭的蒙古游牧部落所征服。我们也曾谈到，当时是鲜卑族统治着蒙古，从满洲边界一直到哈密与巴里坤附近。
在这里我们要单独谈谈南匈奴。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些匈奴人由于受鲜卑族的压迫，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汉朝末年逃到河套以内，即鄂尔多斯草原与阿拉善附近。我们知道，在三国时代（公元230～265年），他们就已经居住在这里。他们成为了中华帝国的联盟者，对中国起到了类似于公元4世纪时许多定居于罗马帝国边境的日尔曼部落对罗马帝国所起的作用。联盟中的匈奴部落首领与中国魏朝（公元220～265年）及晋朝（公元265～316年）皇帝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我们古典历史中讲的公元4世纪时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的酋长们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蛮族的领袖们来往于皇帝的京都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在衰败的皇室朝廷里他们都被视作亲信，这样当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时，就会带回许多宝贵的治国经验。
所以，作为中国的联盟者，作为皇帝的卫队，南匈奴时常退守到最南部，直至长城附近。他们的单于呼厨泉（公元195～216年在位）进驻山西中部的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