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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住雷伯下巴的那只手松开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把前额贴到冰凉的石壁上。
“把这些劳什子烧掉，”埃泼克说。
另外两个假救护人员砸去铁盒上的挂锁后，开始往那些盒子里浇汽油。
“我亲爱的洛塔尔，”埃泼克用肉麻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自己要开始收集资料吗？”
埃泼克的话音未落，几乎紧接着就是一枪，正好打进洛塔尔口中。九毫米口径的手枪近距离平射的冲击力，把摄影师朝后摔出去。他跌倒在一只已经着了火的盒子上。
“让他和照片一起火葬吧，”埃泼克说，“现在轮到你了，小子。你为什么不把那封信的事全告诉我？”
他举起吕格尔的枪管，用它抵着雷伯的眉心。可能是这个动作送了他的命。盟国宪兵透过玻璃小窗看见埃泼克举枪，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们用机枪开了火。至少有两梭子弹打穿了埃泼克的身体，这时，汽油燃烧的黄色和蓝色的火舌，很快把屋子照亮。埃泼克倒在雷伯的身上，宪兵们的枪法显然很准，雷伯没有中弹，只是右肩擦破了一点儿皮。
至于另外两个人，一个想逃，结果被枪弹击倒在门口，还激起一串清脆的铃声。另一个把拿在手里的一罐汽油朝窗口扔去，顿时燃烧起来，然后他开枪还击。他利用铁盒烧着前冒起的浓烟作掩护，独自一人把宪兵挡在外面有好几分钟。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及至烟散人现，他已变成一支活的火把，还是别人发慈悲把他解决了。
雷伯被拖到屋外。起初，宪兵们对他很粗暴，但在一个法国军官干预后，对他的态度稍微客气了些。雷伯浑身是血，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血。那个法国军官通过奥地利译员向他问话，得到的只是模糊含混的回答，不知所云，雷伯那双迷离恍惚的灰色大眼睛一个劲儿地凝视着他们。
刚才，他到萨尔茨堡宪兵队去求援时（这一着导致塞梯尼亚兹接到了那次电话），谎称自己奉林茨的塔拉斯上尉之命行事，并说他发现了一些战犯的行踪。他向一个法国军官报告此事并非纯属走运，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对于搜捕第三帝国的高级成员，法国比英美两国都远为热心。
开火之后五个小时，塔拉斯上尉赶到了萨尔茨堡。他决心为塞梯尼亚兹圆谎，为此不惜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林茨的负责人奥马拉上尉舌战了一场。塔拉斯照例凭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领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态的发展也帮了他的忙，对卡尔·海因茨的住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家里没有女人的这个摄影师，当天一早就被三个陌生人带走了，这些陌生人同时还抄了他的家——无疑是要找现已烧成了炭的那些盒子里的东西。
“你们还抱怨什么呢？”塔拉斯问萨尔茨堡的军政当局。“情况很清楚。我们那些亲爱的纳粹先生渴望得到这个洛塔尔积累的证据材料，巴不得把它们销毁。他们这样干了，应该说，干得很有水平，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洛塔尔也杀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我的老天爷，即使警察也应该理解这一点。至于我的那个年轻的情报员，他的行动确实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调查任务的范围。不过，你们应该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死在波兰一个集中营里，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报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都看得出来——他刚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请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罗德带回林茨，让他住进了医院。说真的，塔拉斯也尝试着想问他一些问题。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变得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心，已经到了勉强支撑的极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里的火焰——曾经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暗暗吃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光焰——不见了。他似乎渐渐染上了大多数幸存者都患有的集中营综合症。他们被解放以后，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会突然感到，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得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从萨尔茨堡回来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视过两三次。塞梯尼亚兹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对这个少年如此关心。雷伯仍然不愿谈话。不愿谈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愿谈险些把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好象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尔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酝酿的复仇计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8
一九四五年五月末，厄列泽·巴拉济尼上尉（他曾作为一名突击队员与英国人一起在利比亚作战，领有英国军衔）来到奥地利。他的使命简单而又明了：招募过去的集中营囚犯，并把他们秘密运送到巴勒斯坦去。明显的倾向是最好招募男女青年，很年轻的，这些人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发挥从焚尸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潜力。巴拉济尼出生于巴勒斯坦，他的个儿又瘦又小，待人接物非常客气。
他第一次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说实话，当时他对雷伯并没有十分注意。克立姆罗德不是一个犹太姓氏，何况刚从萨尔茨堡来到此地的这个少年，身心两方面都处于一种怪可怜的状态，因此，巴拉济尼本来不考虑把他运送出去，尤其是秘密运送，准备过几个星期乃至过几个月再说。
那天，代表犹太旅招兵买马的巴拉济尼，心日中另有两个准备送出去的对象，其中的一个就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是波兰犹太人，凑巧名字也叫了雷伯——雷伯·约尔·白尼适，他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季接近尾声时到达毛特豪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有三干名囚犯（其中包括西蒙·威森塔尔和一位拉吉韦尔公爵）从布痕瓦尔德被押往奥地利北部的这个集中营，白尼适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三千人中只有一千人活着到达毛特豪森。一九四五年，白尼适十九岁。
白尼适躺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右边的床上。他和巴拉济尼用依地语（注：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言，是在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语言中的词汇构成的）交谈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第七军的坦克开到毛特豪森之前两天，白尼适给一名党卫军用步枪的枪托打断了髋骨和股骨，送进有“死人棚”之称的六号棚A室。
巴拉济尼上尉对当时躺在他们旁边的雷伯·克立姆罗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这个病殃殃的少年对他和白尼适的交谈丝毫不感兴趣。另外，巴拉济尼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注：犹太人宗教，文学和世俗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英语，使用依地语却挺费劲，故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了。
白尼适很快就接受了巴拉济尼的建议，并且同意一俟身体状况允许立即动身。
巴拉济尼临走时说，他过两个星期再来。
他果然来了。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这话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巴拉济尼转过身去，起先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似乎阗无一人。接着，他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在他自己刚从那儿进来的门口角落里一根柱子旁边缩做一团。巴拉济尼并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然而，那双凝聚着非凡的力量的眼睛却使他大吃一惊。
“你是谁？”
“雷伯·米歇尔·克立拇罗德。我的床位在约尔·白尼适旁边。”
他的希伯来语十分纯粹，但说得很慢，带有一点点几乎听不出来的法国口音。他在用某些词的时候，往往要想一想，仿佛在说一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语言。他想必看见了巴拉济尼眼光里的疑问，所以主动补充道，“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出生在利沃夫。她和我的姐妹在贝乌泽茨关过。我父亲教我法语，母亲教我希伯来语和依地语。我还能说意大列语，西班牙语也会一点。现在，我正在学英语。”
他非常缓慢地走过来，一只又大又瘦的手从背后移到胸前，手里拿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他的眼珠却没有转动，依然凝视着巴拉济尼的眼睛，目光专注，咄咄逼人。巴拉济尼感到有点不自在，脱口提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九月十八日我将满十七周岁。”
此刻，巴拉济尼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感觉。
“你希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