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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象一个被事态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简直给吓坏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接到电话时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职务，用塔拉斯自己的话讲，他是“到乡下去突击搜索”的。这次电话想必是从某军事机关打来的，因为当时公用电话在奥地利尚未完全恢复。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话，猜想起来大概是英语。
塞梯尼亚兹根据对方的口音作出判断，然后说：“先生，你可以说法语。”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这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说完，他凝神静听。那个法国占领军军官从萨尔茨堡打电话告诉他的事，越来越使他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就凭着一时的冲动，撒了生平第一个大谎。此举将对他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么信？”
“我父亲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什么信？”
透过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盖以下的部分，虽然听不见往来走动的声音。那个足登伞兵靴子的人已经走过去一次，现在又发现了，仅从那双脚的前后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穿伞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着此刻雷伯与那四个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头丧气。
“我把信留在维也纳了。”
“维也纳的什么地方？”
“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犟孩子的口吻。
埃泼克看着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并不转过身子，摇摇头说：“洛塔尔，你能不能找到他父亲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双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额头和满脸的汗。“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泼克朝雷伯微微一笑。“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号左右。”他又露出笑容。“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诉我关于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只铁盒子，洛塔尔跪在其中一只盒子的前面，把它打开。盒里是放得整整齐齐的照片和底片。洛塔尔的手指从排成一线的标签上摸过去。雷伯始终耷拉着脑袋。屋子里继续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尔说。
一阵纸被翻动的声响。
“克立姆罗德？”
一只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头来。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睁开眼睛，紧绷着脸，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睁开你的眼睛，小子。你去过莱歇瑙，又从维也纳赶到萨尔茨堡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雷伯伸出一只手接过照片。照片共有三张，是通过窥视孔拍摄的整个身体。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亲，赤裸的身体、萎缩的两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间隙中拍摄的。它们记录了一个人窒息致死的过程。从最后的一张上，虽然是黑白照片，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