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没有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 ① 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②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化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泽东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
——————————
① 甘露：《毛泽东与丁玲》，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95页。
② 王增如：《丁玲与“诬告信”事件》，原载《世纪》2004年第4期，转引自王彬彬：《往事何堪哀》，第98页。
268
———————————————————————————————————————
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泽东意志的坚决的执行者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269
———————————————————————————————————————
初读《杨尚昆日记》①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都可被视为2001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90年代初，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出版一套《民国名人日记丛书》，内收民国时期曾任驻德公使、驻日大使蒋作宾的《蒋作宾日记》等，199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
——————————
① 《南方周末》特稿，2002年3月21日，收入《迟到的故事——〈南方周末〉往事版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也被《北京日报》（理论专刊）转载，2002年4月29日。
270
———————————————————————————————————————
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至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