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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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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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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他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泽东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泽东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泽东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左”的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泽东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 ① “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②1970年12月29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③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部署开展“整风”，毛泽东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④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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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1月。
② 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摘录），1964年3月28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注释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93页。
④ 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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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伯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入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18、19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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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5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唾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