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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①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②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③ 否则“本党难辞之咎”。 ④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30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 ⑤ 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⑥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行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卡因更加巩固的”。 ⑦
30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的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⑧ 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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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0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③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7页。
④ 《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1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⑤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⑥ Lloyd E。Eastman The Abortive revalution； p164； Harvard Universiey Press； 1974。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1页。
⑧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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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言动，应予涵容”。①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②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③“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④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⑤
其次，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１）“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２）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３）“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⑥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⑦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毋庸置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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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请特赦政治犯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页。
③④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⑥⑦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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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outsideparty）。① 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２）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20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② 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