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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孙科已萌退意时，他在1949年2月初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孙科内阁不经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竟私自迁往广州，2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1949年1月，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事事受到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的掣肘。孙科因制宪国大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积怨较深，故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意与李宗仁作对，而与退隐溪口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孙科上任行政院院长后曾赴奉化，与蒋介石面谈，12月29日，遵蒋介石命任陈诚为台湾政府主席，为国民党败逃台湾预备部署。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孙科滞沪不返，使李宗仁的政令无从执行。1949年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孙科称李宗仁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讨论，表示坚决反对，谓之“城下之盟”，遂有孙科率政府机关南迁广州之举。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形势下，孙科心劳力拙，毫无建树。在李宗仁一再邀促下，2月28日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但对一片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政府的全部工作“只是忙着印钞票以期供应军队”，至于钞票印多少，在哪里印，孙科也一无所知。①与此同时，李宗仁控制下的立法院、监察院又就孙科私将行政院迁广州之事向孙科发起进攻，指责孙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孙科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自知已无力再承担内阁首辅之责，于1949年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3月11日正式向外公布，孙科内阁维持不及三个月即倒台。孙科的此次下台，乃势之所然，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非任何人所能挽救，在当时的形势下，再熟练的官僚也无法使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后，在3月16日曾去奉化晤蒋介石一面，随即赴广州，5月移居香港对外称“就医”。7月16日，蒋介石飞抵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会议，孙科返回广州开会，名列委员名单。会后仍返香港。一年后，孙科自香港转赴法国。从此结束了他近30年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海外流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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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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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①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一员的孙科，面对中国现代化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使国民党摆脱政治困境，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革新主张。在国家政治体制问题上，孙科最早提出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孙科强烈反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呼吁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迅速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孙科的这些革新主张表现出一定的追求现代化的倾向。然而由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阻滞革新的思想和势力十分强大，兼之孙科思想的内在限制，孙科的革新努力最终遭到失败。孙科的失败从一个侧面证明，1928年后在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一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定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挑战。孙科曾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孙科从一度对党治深信不疑，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到了抗战后期，又进而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制。孙科政治主张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他试图为已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重新寻求政治出路，同时又表明孙科具有与蒋介石迥异的迎合世界潮流的倾向。
对于党治问题，孙科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1928—1931年，孙科对于蒋介石以党治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的主张和措施虽然在个别之处有所保留，但总的说来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孙科希望通过党治，“造成一个巩固的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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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名《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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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种种之建设事业得以发展”。① 但是到了30年代初，经过几年强调权威的党治实践，孙科发现，国民党并未能使党国权威真正确立，在党国体制下，国民党所面临的困难非但未能被解决，相反却陷入了更为深重的危机。第一，以武力解决地方军事势力，虽有所进展，但终因战事不断，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第二，与前一问题相联系，国家的动荡和国力衰落，促使日本侵华步伐加快，而对于日本侵略，国民党束手无策，“没有丝毫办法”； ② 第三，单纯依靠武力镇压中共，未能奏效，以前只有“几千支枪”的江西红军，“现在已有了十几万”。 ③ 国民党既要垄断政治权力，而事实证明国民党又缺乏能力维持这种垄断，党治弊端暴露无遗。孙科认为，唯一能使国民党摆脱困难的方法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从1931年10月到1932年12月，孙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结束训政，“速开党禁”，加快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孙科呼吁从速实施宪政，是基于以下一些现实问题的思考：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视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然而由于国民党“政权不公开，言论不自由”，人民对国民党党治极度不满，因此国力无法集中。孙科指出：“欲挽危亡”，国民党必须“使政权日渐公开”，“使国民有参与国事，行使政权之权力”。 ④
他强调，只有“建立民主政治”，“于最短期间、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之开始”，才能“团结国民、集中国力”， ⑤ “使全国人民之心思才力，咸能贡献与国家之生存”。 ⑥ 孙科说：“主张促成宪政，也就是御侮的方法之一。”⑦
其次，孙科还把促成宪政看成是加强国民党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孙科深感“国难日深”，使国民党前途“可胜觫惧”。孙科指出，“数年来之党治……效率低微，国民触望既深，而本党之信仰，亦不免渐致惰失”。 ⑧ 因此人民“批评国民党垄断政权，这是不应责怪的”。 ⑨ 孙科说：“以党治国并非以党专政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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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倒蒋之理由与趋势》，《中央导报》第3期。
②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馆1970年版，第25—26页。
③ 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中央导报》第12期。
④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210页。
⑤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58页。
⑥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6页。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59页。
⑧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1933年1月1日），载《孙科文集》，第256、257页。
⑨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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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