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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的人，不太捞到好处，当官的都要当政府的官，不愿做党部的官，因为在党部做事，薪酬太低，国民党中常委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的月薪是600…800元①，而当时的物价又非常便宜，所以搞宣传的人，毫无工作的积极性。
在30年代的国民党内，元老一级的理论家，如胡汉民，都意在江湖不在理论，这些人基本失去反映现实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年轻的一代，也没有这种能力，陈立夫只搞自己的“唯生论”，陶希圣是经济史专家，不是纯搞“党义”的。陈布雷是文章写手，不是理论家。南京的“中山编译馆”虽然出版了不少“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一类的读本，但对青年人影响很小。
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中共已占领了国统区思想意识很大的一块的空间。
在20世纪20一3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内，多为理论家当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个个都是文章高手。1924年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的一些理论家，就开始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新解释，例如，把孙先生晚年的“容共”，依据它在实际运作层面的效用，定义为“联共”，就有力地推动了两党的合作和北伐的进军。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人上山，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维系党生存的，一是红军，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但是在1938年前，共产党人还不知道“活学活用”孙中山，也没有那个水平。因为那时掌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同志，比较“食洋不化”，实际上是“食俄不化”。再有，因为国民党在1928年后打孙中山的招牌，动静较大，中共的一些同志连带对孙中山也不喜欢，他们虽然知道要区分不同的孙中山，但还是没有多少兴趣，更不愿花大气力来建构新的孙中山的解释。他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老话”，也是简单化和粗糙的。我怀疑“留苏派”没有全部看过孙中山的文章。他们还是更喜欢谈列宁和斯大林。
在中共党内，真正知道孙中山的巨大价值的，还是毛泽东和陈伯达。在对孙中山的看法上，毛泽东和陈伯达有许多共鸣。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来建构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解释。毛泽东在1938—1940年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例如《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把中共的事业和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对接，宣称中共党人实际上是孙先生事业的继承者，终于占据了孙中山解释的制高点。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位大政治家，他在正式文本和公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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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出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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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对孙先生的论述是严肃和严谨的，而有时在非公开的小范围议论起孙先生，则较随意和自由，最新披露的杨尚昆的有关回忆第一次谈论了这方面的情况，详情参见《杨尚昆1986年谈张闻天与毛泽东》，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第32页。只是毛泽东的私下小范围的议论，并不影响他对孙先生的基本看法，于是在毛泽东定调后，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中共理论家，按毛泽东的意思“接着说”，就把对孙中山的新解释完全建构起来了。建国后，刘大年等一些史学工作者依此路径，发现、整理新材料，把毛泽东对孙中山的论述进一步丰富，强化，推广之。
1949年国民党去台后，觉得自己的失败与中共夺取了孙先生这面旗帜有关，于是开始重建对孙的解释体系。哈佛博士崔书琴（1950年成立的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十六名委员之一）的《孙中山与共产主义》意图截断孙与中共的思想联系，是国民党“新解释”的代表作之一。蒋介石在50年代后亲自出马，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作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他的《三民主义的本质》、《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就是要说明：中国传统，三民主义，“中华民国”的“三位一体”。
这以后，台湾各大学都教三民主义，各大中学校都有教官检查、督导师生的思想，还出版了一大批“国父遗教”之类的论著。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下，蒋介石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国民革命的“捍卫者”。葛贤宁是“歌颂蒋总统”的长诗《常住峰的青春》的作者，“常住峰”者，喜玛拉雅山的最高峰“圣母峰”也，葛贤宁以此作蒋介石的象征。孙中山地位更加崇高，已是神诋，对孙中山的研究自是充满禁忌，只能赞美，不能批评，稍有不慎，也会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在大陆是建构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孙中山是其重要的一环，孙中山被誉为“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此为统一的孙先生之评价定语，而不用过去年代之称呼“国父”，孙先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最终使得大中学生人人皆知： “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新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等等。这些评判，在建国后的数十年内，把所有对孙中山的研究也“一致化”，或“平面化”了。
孙中山研究，既和政治相关，同时也属于史学研究的范畴，海峡两边的学界虽然都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或受政治因素所支配，但也都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两岸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两岸都成立了研究机构：台湾有国民党的“党史会”（现易名为“党史馆”）、“国史馆”、 “国父纪念馆”；大陆则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各个纪念地的“孙中山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所，1979年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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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有 “孙中山研究会”，南京等地还有当地的“孙中山研究会”。
在史料和文献的整理方面：罗家伦等都做出重要的贡献。台湾出版有《国父全集》，大陆出版了《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旗主编）等。
在有关孙中山史实的考订方面：台湾出版的《我怎么认识国父孙先生》所收的都是国民党“党国元老”对孙中山的回忆，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孙中山研究的方面：两岸有关论著汗牛充栋，各有其价值，但是也有许多教条化的论著，带有明显的“官学”的色彩。在冷战大背景下，两岸互相打笔仗，一打几十年， 各不相让，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面对面的争论是1981年在美国芝加哥，所谓“不打不相识”，两岸都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把两岸联系在一起，也把两岸的学者联系在一起。
现在情况大变，台湾社会转型，在台湾，官学化的孙中山研究已没市场，党化“三民主义研究”声誉扫地，原有的研究单位纷纷改名，中研院的“三民主义研究所”早已易名为“社科所”，各大学的“三民主义研究所”也都改名，各大专院校原设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均已取消。另一方面：“台独”思潮泛滥，也在消解孙中山作为“国父”的“符号”意义。据我前几年在台湾客座半年的观察，绿营群众受台独思潮的影响，其集会场所已不见、不闻任何与孙先生有关的标志物。2004年3月，笔者在台北参加由“国父纪念馆”召开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学术研讨会，发现与会的多为鬓发斑白的中老年，青年学者很少，说明孙中山研究在台湾已后继乏人，对此很可以理解，这是对多年来的孙中山研究的教条化、官学化和垄断化的一个强烈反弹，相信一段时间后，在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会走向正常的。
大陆的近代史学家，走到21世纪，在“实事求是”的思路下，进一步摆脱孙中山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两岸学术交流活跃，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推动孙中山研究走向了学术化。学术化研究兴起的标志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色彩， 甚至“脱魅化”，
在台湾，张玉法教授等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