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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8期），发表了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的重要文章《论十大关系》。由于不时发布大陆的一些文件资料和刊载大陆一些正被冲击和遭打倒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历史传记资料，该刊成为当时广被西方和日本注意的一份观察和研究大陆动态的重要刊物；“国关中心”也成为当时亚太地区研究中国“文革”和大陆事物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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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第310—313页。
② 陶涵（Yay。Taylor）著，林添贵译：《台湾现代化的推手：蒋经国传》，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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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共长期斗争，互为对手，彼此都有很深的了解，1967年1月和7月，《匪情研究》先后发表对林彪和江青的历史的评介文章，文章虽然在一些史实细节方面有不少错误，但是基本叙述还是可以和大陆在20世纪70年代后披露的资料互为印证。例如对林彪评介的一文，对林彪的军事才能有较客观的描述：“林彪的长处是善于运用战术，创造战术，作战勇猛沉着，指挥果断，作风实际，精于策划，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及发动战争之前的准备工作”。《剖视江青》一文则较准确地描述了江青早年的历史，并指出“江青完全缺乏自知之明”，30年代末以后， “她那崇尚尊贵尊荣，爱露锋芒； 快意恩仇，全盘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丝毫没有获得改造，她无时无地不在窥测名利，思图插手党政，攘功夺权，以满足她个人的欲望”。文章预测，“毛泽东一旦去世”， “亦必带走江青的一切”，江青将被“予以总的清算”，此段预言也被十年后的历史所证明。
然而，在那个年代，台湾对大陆20世纪50—60年代历史的高水平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很少的，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把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给予极简化和平面化的解读，而资料的缺乏和对大陆语境的严重隔膜导致不能对变化中的大陆发展的情况作出客观研究。1967年7月，大陆的“文革”如火如荼，各级党组织已完全被冲垮，《匪情研究》第7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共近期的文艺整风》，专论1967年5月江青、陈伯达等组织的对周扬的大批判，作者对当时大陆发生的“文革”十分隔膜，不知道如何概括“文革”中的这个现象，只能套用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常用词语“整风”，但是使用“整风”的概念来描述“文革”高潮中的“大批判”，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整风”的最重要的前题就是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各级党组织已全面瘫痪。
台湾在冷战年代对大陆20世纪50年代后的历史研究是在极为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的，存在着高度的保密性和神秘性，与外界很少有正常的学术交流，从而影响了研究水平。60—70年代的“国关中心”和“东亚所”的几个教授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苏俄史、中共早期历史等方面有一定研究，但一旦涉及到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就比较隔膜，尤其容易产生望文生义的错误，由他们指导的一些硕士和博士论文，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史实错误。甚至和中共军队打了20多年仗的国民党军方，对其对手的了解也是不完全的。例如：1968年台湾军方内部印行的《谈谈林彪这个人》一书，虽然对林彪在建国前的历史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叙述，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一涉及到建国后的内容，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书中竟然称林彪曾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在进攻汉城时；“再度负伤”，“因腰部伤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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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又转送莫斯科治疗”云云。①权威研究机构对大陆50—60年代的历史尚有严重的研判错误，社会上的一些读物和电影中的错误就更多。80年代中期，台湾拍摄的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皇天后土》，虽获“金马奖”，还被当时的岛内舆论评价为“史诗”，但是作者缺少有关大陆和文革的起码的知识，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文革”只是作者想象世界中的产物，与真实的文革无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学界的相关研究已摆脱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一些刊物也实现了从内容到刊名的转型，《匪情研究》继1969年改名为《中共研究》后，80年代再易名为《中国大陆研究》，原《共党问题研究》更易名为《展望与探索》。90年代末出版的，由台湾大学政治系主办的《中国大陆研究教学通讯》侧重介绍台湾各院校对大陆研究的动态，最近创刊的、由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的《两岸发展史研究》则侧重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刊载相关研究论文。目前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和政治大学“东亚所”等一些院所，都有一些学者和研究生在从事“50—60年代历史”的研究，尽管不少研究仍存在语境理解、历史背景掌握、资料收集及释读等方面的缺陷，但在总的水平上已较过去有长足的进步，一些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大陆同行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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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谈谈林彪这个人》，台北：“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室”，1968年编印，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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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①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党领袖，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之一，同时还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20世纪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重视运用、吸取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资源，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以来都有自己对孙中山的解释，都是服务于各自的政治目标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的看法上已越来越接近。
早在孙中山先生刚去世不久，国民党方面就以戴季陶为代表，选择性地运用孙的思想资源，建构具有强烈排他色彩的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体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被置放在“国父”的崇高位置，当局明令各机关、学校悬挂“总理遗像”，进行“三民主义教育”，叶青等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孙中山研究的主要代表。但是，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对孙中山的解释是粗糙，教条和僵硬的。蒋介石虽然知道宣传的重要，也搞了一些活动，但是他所面临的内外环境都以武力对抗为基本特征，故而国民党的一切政治上的计划和安排都是以军事为中心，始终没能建立起有关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强大的叙述和解释系统。国民党想重视宣传，但不善于搞宣传，例如：虽然建立起颂读“总理遗嘱”的“总理纪念周”制度，但基本属于官样文章。国民党只会搞一些没有效果的查禁书刊一类的活动，也囿于形格势禁，大多流于形式。国民党宣传孙中山20多年，专著，小册子也出版了许多，但只有1926年黎锦晖先生作词曲的“总理纪念歌”是有生命力的：“我们总理，手创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成了共和，产生了民主中华……”，一直传唱到今天的台湾的蓝营群众，笔者2004年上半年在台北一大学客座，多次在蓝营群众的集会的场合听到这首感人的歌曲。
国民党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政党，拿到权力就可以，意识形态的色彩不强，在1949年前，除了戴季陶、叶青等，国民党没有大牌的理论家，也没有 “理论队伍”，更没有从上到下的宣传或理论“写作班子”。在国民党的权力架构中，省党部本来就没有地位，在省党部中更没有宣传部门的设置。在国民党内搞宣传的人毫无荣誉感，更没有社会声望，当权者也不照顾他们。蒋介石试图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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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标题被易名为《孙中山在两岸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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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和中央军，以及经他解释的三民主义来整合中国，但30年代后的国民党已逐渐“空壳化”，搞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