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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也未装上假牙，说话有些漏风。她乍一见我，也是有些惶恐，脱口先说出一句：“你怎么回家啦？”未等我回答，她又满脸怒气，恨恨地对我说：“你这个害人精！还嫌害人不够吗？你……还要跑回家来害人！”
我争辩着说：“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
“我已经回信给你了！不准你回家，你走！你走！”她指着门口，火气愈来愈大，用力跺着脚说：“你给我走！别让我推你出去！”
“少蓁，你不用嚷！我立刻就会出去的。”我强压住内心的激愤，眼圈也红了，“跟你讲，我回来只是取一些东西，取回一些衣服，取回一些书……绝对没有其它打算的。”
她的目光忽然软弱了，别着脸，尽量不看我，声调也缓和了一些：“你走吧。你要的东西，过几天拉一个清单出来，让小徐转给我们，我们把东西给你放在门外。”
我临走前，掏出一个银行存折给她：“这是我攒下的钱，你们留作家用吧……”
她无论如何不要，竟摔在地下：“你走！你快走！你这个害人精，不要再害我们啦！”
我捡起了那个银行存折，只感到后脊背都发凉了。我跌跌撞撞走下楼梯，又支撑着精疲力尽的身体走了一小段路。走到一个胡同口，再也走不动了，身体像一滩泥一样，就坐在地上。我没有眼泪了，体内干枯了，不会有任何泪水流出来了。我想，我已经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再没有家庭，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没有任何人间的温暖了。我还剩下什么？一个多病孱弱的身躯，一颗仍然具有感情的灵魂。即使这样，我下定决心，我还要活下去。
这就是我与少蓁见的最后一面。
两个星期以后，我开了一张清单，列上我所要的衣物和书籍，请小徐转给了少蓁。少蓁又托小徐传话给我，要我星期日回家去取那些东西。星期日下午，我向研究所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去拉那些杂物。他们将那些东西堆放在三层楼道家门口楼梯边，大门紧闭，声息全无。我分三次将那些东西搬下楼道，气喘嘘嘘干不动了，就坐在楼梯上歇一口气。后来，隔壁的一位老教授心内不忍，也来帮我搬，总算全部搬完。离走前，我又把那个银行存折塞进门缝里，实在是希望他们能够领受。但是，一星期后，一封挂号信寄来，又还回了存折，信中竟无只言片语。信封上的字却看出是少蓁写的，我们以后就再无联系了。
我写了一大篇过去的琐事，你们也许会感到很乏味吧？我无非是仍然想告诉你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世上许多事物产生的背景也是很复杂的，那些辛酸的汁液正是我们自己酿造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不能不感到耶稣叹息的沉重：“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始终这样认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天，整个人类也把自己钉到了十字架上。从此，我们与苦难再也不能分离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不要去恨，不要去怨，而要爱，爱，爱。
我很想念你们！渴望你们多来信。
祝你们
幸福快乐！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第九章
我有点儿怕南京。
十多年前，我头一回路过这个城市。天气阴沉沉的，又下起濛；濛；细雨，石板路油光光的，空中仿佛飞舞了许多蠓虫的尸体，滴在皮肤上凉森森的。
在招待所里，我与南通市教育局副局长住一房间，他接我去南通市采访。晚上，我们俩聊一会儿，又看了一个电视剧，关灯入睡了。到了半夜里，我在睡梦中却感觉很不舒服，胸口似乎被压上一块大石板。我企图挣扎，又手脚动弹不得，只好猛烈喘息，心脏像一个球囊，让一只强有力的巨掌攥紧。难道是恶鬼隐藏在散乱的被单里，它在捉弄我？在黑色的恶梦里，我竟然奇异地嗅到了死神的气息。我又像是被那块大石板死死压住，连翻一个身也不行。在梦里，各式各样血淋淋的可怕形象纷乱出现，我无以躲避。
凌晨时分，教育局副局长推醒了我，“昨夜里，你叫唤了一声吧？”
“是吧，您听见了？”我从床上颓唐地坐起，“做了一个怪梦，有个长发披肩的人掐住我的脖子。”
“奇怪，我也是！”副局长惊惧地瞪大眼睛，“好像是碰鬼了！是不是胸口压一块大石头，拼命掀，也掀不开？”
“怎么回事儿？”
“也许是凑巧？也许是我们喝了酒？也许……”副局长嘟哝着。他皱眉头又说，“唔—；—；该不会是这个房间闹鬼吧？”
我俩都惶惶不安地笑了。
吃早餐时，我俩与熟识的招待所的所长说了，老所长把馒头刚塞进嘴里，含糊不清地问：“你们……住……哪个房间？”
“是114房间呀。”
“真胡闹！”老所长恼怒地说，“怎么会让你们俩住那儿，那里闹鬼！”
“真的闹鬼？怎么闹法儿？”我俩忙问他。
“我也讲不清楚，反正，这个房间不好。有人半夜睡着，就从房间里大叫着跑出来。还有一对旅游的年轻夫妇住在里边，女的让恶鬼魂附了身，大喊大闹……”
我俩毛骨悚然，面面相觑。
“啊—；—；那么……”
“给你们调房间，给你们调，给你们调！”老所长又笑笑说，“我们关系好，随意瞎扯，不要和外人讲啊。”
我俩自然一口应承，立刻，就给我们换了一个房间。这天晚上，那位副局长在街上买了一包南京盐水鸭，又拎了一瓶酒，与我一起吃夜宵。他喝得醉醇醇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不喜欢南京这个城市！五十年代，江苏省委宣传部调我来，我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