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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4）
当她重新获得“自由”时，以前的一切被一笔勾销了。成了一个和刚参加工作勤杂人员一样级别的工作人员。可是问题却永远也不能勾销，家庭出身永远要填上“官僚”。右派帽子摘了，却成了摘帽右派。摘帽右派这顶帽子就再也没法摘了。
她离开这个出生的城市时，头上戴着光荣的革命桂冠。十几年以后回来时，脸上却刻有耻辱的“金印”，所以回来后一直在家中蜗居，没有和任何同学、地下工作同志们联系。她把心一横，过去的吴玉萍已经死了，现在的吴玉萍是另外的一个人。这样一想，倒也坦然了。
她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个字——活着。什么理想、抱负、奉献都谈不到了，这一切都不会被人承认。但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在什么境遇下，她都要活下去。为了他，也为了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1）
吴玉萍在大街上慢慢溜达，她面带忧虑心中却怀着一线光明，希望能在大街上看见她盼望的人——白刚。走了好久她失望了。懊丧地回到家里，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走上楼梯时，从楼上传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声音，似乎是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紧走两步推开了房门，只见穿着一身灰色棉衣的他正在喝着热茶，头上的棉帽子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当他看见她时那双晶莹墨黑的眸子在她臃肿的腰身上一扫，幸福的红晕立刻涌上了面颊。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个样子。
整整一个下午他俩没能谈上一句想说的话。因为这间“公房”里的人实在太多了。妹妹、妹夫、奶奶、妈妈，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已是应接不暇。等到晚上他进了那几平方米的小“库房”，她挺着大肚子也挤了进去，他们才有了单独相会的空间。
地方虽小，但没有精神上的压抑，没有心灵上的束缚，从心里觉得比在盐碱滩上的劳改营里宽敞多了。她感到很幸福，他终于守候在她的身边。他们将近一年没见面了。在她怀上身孕，那应该让初做父亲的人惊喜的关键时刻，他没有在她的身边，没能共同体验那做准父母的喜悦，也没能共同经历那怀孕初期的折磨。她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缺了点什么，心中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如今当她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肚子悄声问道：“动弹吗？”她点点头。不知是高兴还是痛苦竟落下了泪来。
或许是压抑得太久太久，一旦解脱就犹如潮水冲开了闸门，一发而不可收拾。她伏在他的胸前，由流泪而饮泣，继而断断续续地哭出声来。起初还怕母亲听到，强行吞咽着哭声，后来也顾不得许多，只想把委屈都顺着眼泪倒出来。她竟边哭边诉说起来。
过去的苦她已不想提了，只是今后怎么办？有了孩子，可是他们没地方可以存身，这孩子怎样才能带大？如果说过去她爬过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山梁，如今横在她面前的却是更加艰难险恶的重重大山。她不仅要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独穿越，而且在软弱无力的脊背上还要背负着另一个稚嫩的生命……
他对她的哭泣始料不及，感到茫然无措。无数个日日夜夜企盼的团聚，就是以哭作为开场白吗？他是个坚强的人，很少有落泪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哭的。哭有什么用呢？但是她的哭还是引起了他内心的伤痛。对她提出的问题——孩子怎么办，他还没有想过。他只是急于想见到她，想见到不久的将来就能看见的自己的亲骨肉。将来怎么带孩子？不是他做父亲的粗心大意或不负责任，而是他实在没法可想也无能为力。
他被牢牢地囚禁着，还不是一个自由人。虽然解除了教养，头上却仍然戴着那顶右派帽子。连妻子生孩子要请假，还需要层层批准。而且更使人感到无限屈辱的是要在探亲限定的日期中由探亲所在地的居委会或派出所证明他的表现，在请假单上签署意见，有无不轨行动或反动言行。这张请假单就躺在他的旅行袋里，回去销假时还要交回去。这无疑是一种枷锁，紧紧地套在他的脖子上的枷锁，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那枷锁都会时时相随。
他是生活在这种枷锁羁绊下的人，又怎能抚养孩子负起父亲的责任？他感到一种内心的愧疚和绞心的疼痛，对她的哭泣一时竟无言劝解。静默了好一阵，才安慰她说：“别哭了，天无绝人之路，再困难我们咬紧牙关也是能克服的。这几年许多困难不是都克服了吗？我们要保护好孩子，即使我们看不到，也要让孩子看到光明的那一天。”他搂着她在她的耳边坚定地说。
这不是一句画饼充饥的空话，这的确是他的信念。自从划入另册的那一天起他就坚信，党不会长久地冤枉一个对党忠诚的人。自己的问题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她却抱悲观态度，认为领导搞错了还会认错吗？即便有那一天也太遥远了，她是看不到了。当然孩子能看到也好，在那个遥远而又不可知的年代，当她的墓上长满了野草，她的儿子或是女儿能在坟前焚烧一纸平反通知书，为一生赤诚奉献而又受尽屈辱和冤枉的妈妈送去一份迟到的安慰，妈妈这心也就舒展了。但是在九泉之下，她会知道吗？人如果有灵魂该多好啊！那样她就会栖息在高高的树枝上，或飘游在天空的云朵里，俯视着大地的变化，等待着子女为她送来这最后的一纸平反通知书。
漫长的苦难岁月啊！何时才能重见光明？真是长亭连短亭，何处是归程啊！遥远的事情不再多想了，眼前才是最实际的。她只有面对现实，勇敢地挑起当母亲的重担。不依靠任何人更不能难为处境比她恶劣的心上人。于是她停止了哭泣，反过来安慰他说：“你放心，我的身体一切正常，哭两声心里痛快，不会影响孩子的。”她拉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皮上，让他摸摸孩子的小脚丫：“你摸摸，这是小脚丫儿，动得欢着呢！一会儿把肚皮蹬起一个大鼓包。摸着了吗？”他却什么也没摸着，只是幸福地憨笑。
因为地方太狭窄，一个单元里又住着三户人家，人们来回走动，这个小小储藏室虽然关紧了门，外面仍然能听见里面的动静。母亲怕人家猜疑，听见吴玉萍的抽泣声，就悄悄地在储藏室的门上拍了两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1（2）
真是没办法，在那个年代他们连个说话的地方也没有啊！即便是夫妻两人在被窝里说话，也可能会被满脑袋充满了“阶级斗争”的人偷听。虽说是娘家，但多年不回家来了就哭能不引起别人的猜疑吗？吴玉萍无奈只好告别白刚，回妈屋里去睡。
当这个大杂院一样的楼房安静下来之后，在夜的沉寂中听到的是此起彼伏的鼾声。吴玉萍辗转不能入睡，只是睁大眼睛望着在昏暗中泛着微光的白色天花板心潮起伏。她多希望天花板是一挂幕布啊！传说中不是说静夜中神灵会守护着善良的人们吗？哪位神灵能在这幕布上勾画出一幅图画，勾画出她的未来，或给她一些启示？漫长的黑夜啊，何时才能破晓重见光明？
蒙眬中真像是看见了一幅图，那是一栋别墅式的房子，门外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鲜花，鲜花丛中有一个美丽的女孩笑逐颜开。就在这似梦非梦中她突然感到腹部一阵抽搐，一阵疼痛，把她惊醒。她便赶紧披上衣服去厕所，只感到一股热流从下身排出。仔细一看便池里有一团殷红。坏了，是要早产吗？她连忙把白刚叫醒。家里人也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醒了。夜已深，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租汽车，娘说十字路口上有时有三轮车。白刚连忙披上棉大衣跑了出去。一个多小时以后才找到了一辆三轮车，拉着白刚和吴玉萍驶向医院。
长街冷寂无声，几盏昏黄的街灯照出三轮车拖长的影子。都说女人生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