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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丘让我联想到汉高祖的霸气。《史记·封禅书》云：“汉王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对曰：‘四帝……’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畴。”刘邦凭空硬加上一个“黑帝”，创造了一尊黑神。从此，汉文化中多了一个神。多了一个神是多了一份福呢还是多了一份累一份忧郁？
黑色给我的感觉一向不好。因为它没有亲切感。而且，总给人一种压抑感。我不知道中
国的民居中那黑色的瓦顶是不是与汉高祖的黑神有关，好在白墙黑瓦的屋舍看上去倒也和谐。在南方的民居建筑中用黑色远远多于北方，我曾在苏州的同里小镇看到了一堵黑色的大墙，墙体高约两米，长约10多米，看上去极不舒服。这座江南小镇有着相当讲究的建筑，那牌坊、那石桥，那极富变化的垛头、墙门，还有那精巧别致的飞罩、纱隔，以及造型美妙的单、重檐的屋顶，无不给我以艺术的享受。可是，偏偏有这么一座黑色的高大的院墙不管不顾地横陈在镇子的中心街道上，让你无法躲避。于是，就把许多好的东西破坏掉了。这堵黑墙我什么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好像在一座很精美的展馆的陈列板上，张贴了一块又长又大又坚固的黑胶布。从此，我到了任何一座城市，都禁不住要留心看看有无这种黑胶布。
纵观敦煌城内的建筑，没有用黑色的。现在的敦煌市已经远离了古城的味道。我本想在这里多写几笔关于敦煌市内的建筑，可是，我怎么努力地去回味也想不起来这座现代的城市在规划上或者在设计上有什么特色。惟一留下印象的是飞天。敦煌城里到处都是飞天，高的飞到屋檐，低的飞到垃圾箱上，值得玩味的是屋檐上的并不比垃圾箱上的精致多少，高雅多少。飞天是敦煌城的符号，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符号的。有符号的城市是幸运的，可是，符号用得太滥就失去了意义。街心小广场处有一尊反弹琵琶的塑像倒是可以夸上一笔，可惜的是它与广场周围的环境不够谐调。城市建筑的风格重要的在于环境的谐调，尤其作为那么辉煌的一座古城。然而，琵琶女的阿娜姿态与周围粗糙的建筑物没有任何呼应，没有一点共同的语言。古的语言没有，现代的语言也没有。这不仅使得琵琶女尴尬，也使得这座名城失去了动人的韵致。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向往敦煌已久的外地人，曾把敦煌视作艺术的美的圣地，像巴黎之于法兰西；像佛罗伦萨之于意大利；却怎么能想到会是这番模样？我的心头不能不罩上一层沉郁。
其实，敦煌的建筑不在敦煌市内，而是在莫高窟。这里有着绵延千年的建筑艺术。莫高窟的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它们以其不同的特点体现着各个不同的时代。
“僧房式”洞窟建筑，可以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北凉；“塔庙式”建筑，能使我们窥视到北魏——稍微细心，就可以从中看到北魏建筑风格受到中原的影响：２５４窟中的人字坡横梁装饰两侧竟然安装了４只木质斗拱，据说这是我国保存的惟一的早期木质斗拱。
在１９６、４２７、４３１等洞窟的木构窟檐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建筑物，它是除了佛光寺正殿外，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物。它的细节应用与斗拱的做法极其特殊，在国内古建筑中实属罕见。洞窟建筑最宏大的部分是在唐朝。那是最显赫的一处——９６窟的北大像。历经各代的修建，成为蔚为壮观的九层楼，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莫高窟的建筑是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古代艺匠们把木构建筑与石窟建筑巧妙结合；在狭小的洞窟间建造大型殿堂、楼台亭阁；再加上婉延多姿九曲回环的窟檐和通廊……这需要怎样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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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1）
可是，这种建筑越是精致越是有价值就越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种洞窟建筑？我们有那么博大的土地，那么美好的河山，到处都是风景胜地，到处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搞建筑，何必一定要到洞窟里边鼓捣呢？建筑由洞穴走出来这是人类自身的一个超越，却为什么还要眷恋着洞窟？人是崇敬佛的，佛在人的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应该把佛敬到高高的山上，敬到亮亮堂堂的地方才对，却为什么把它们弄到洞窟中？是出于一种狭隘卑琐的心态，还是来自一种幽深莫测的悟性？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在这里还能捡到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箭头，这种箭头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铜锈。古代将士的坟冢比比皆是，古烽火台、古城的残垣断壁，无不弥散着历史的云烟，诉说着永远也无法说尽的创伤与哀怨。可是，为什么这里的佛会这么多？为什么佛教文化会如此发达？
带着这种困惑，我翻开了“敦煌学”，我在纷纭复杂的敦煌历史中试图去寻求一条脉络。
走 进 历 史
追朔敦煌的历史，无法绕开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的部落。出于一种人类固有的占有欲望，各个部族间常常大动干戈。有的部落强大了，有的部落就弱下去了。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的最大首领，则经常对一些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战争中，被打败的一方就要遭到流放。中国西部正是历史上最合适的流放地。而敦煌的先民正是这种被流放的犯人。
《尚书》中记载的流共工于幽州，放ND83E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边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这个部族由于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后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这批犯人应该说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象，他们从富饶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遥远荒凉的戈壁的情景：这个被流放的队伍一定不会太整齐，一定不会有什么准备去适应那粗历的风沙。他们一进入河西走廊，就会时不时地被无尽的光秃与苍茫搞得一片绝望。不能给他们近镜头，因为他们的面部皮肤已经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这大漠戈壁；他们的嘴角破裂开来，渗出的血水已经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纹路。衣服无疑是褴褛的，一串褴褛在风沙中飘摇出一个杂色的布带，所以只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远镜头，一个越来越细的杂色布带，在怅惘的风沙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
我坐在舒适的现代的火车卧铺上穿行于这条大走廊时，我就不止一次地望着窗外荒凉的大野滋生过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是我一个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秃无尽的戈壁时，我会怎么样？
火车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会见到人烟，不会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里？口渴了，到哪里找水喝？饿了呢？遇到凶猛的野兽呢？
那种滋味儿，就是想一想都要伤身子骨的。
可是，他们来了。他们满面忧郁地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抱着创造什么文化的目的而来。
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原有的许多东西。他们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带给他们的与生具来的毛病。他们变得宽容了，变得适应了。他们的后代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初衷，再难寻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战国至秦时，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也云集此地。月氏不仅在敦煌，在整个西部疆域那时也是个强大的民族。三苗的后裔羌戌在这时被“并入月氏”。在以后的岁月里，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断地变化着，又有一批批汉人来到这里。不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边的将领及其家眷。也有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来此避难的各层人，也有历代王朝因为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总之，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高高兴兴而来的，都是出于莫种无奈。因而，我执拗地把这里的感觉用了两个字：忧郁。
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两番出使西域，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两次被匈奴擒获。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张骞回返的途中，该是一张多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