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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欢◇迎访◇问◇
第23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3）
根据这一点，施穆勒指出，解决经济问题只要通过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便可实现。他由这种观念出发，从社会集团与地域范围的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进行了划分。施穆勒提出人类历史到当时已经经历了种族或者马克公社经济、村落经济、庄园经济、城市经济、领域经济以及国民经济六个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属于由城市经济阶段向领域经济和国民经济阶段过渡的时期，在此过渡阶段中更多地采用了重商主义政策，目的就是建设近代国家。
施穆勒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认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特殊重要的领导作用。他强调国家是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施穆勒指出，在不同的国家里，尽管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大小会不同，但是，国家经济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个超然于国家以外、完全脱离国家的所有影响的、自然的国民经济仅仅是一种幻想罢了。施穆勒还指出，对于家庭、城市和社团，国家都应该用货币制度、农业与工业立法、交通与贸易政策、钱币税收制度等国家权力来进行管辖。据此，新历史学派提出反对英、法经济学家倡导的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主张国家应该干预经济，实行保护与统制政策。施穆勒尤其重视国家的职能，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例如，制定劳动保障、孤寡救济、工厂立法和工厂监督等法令；实行铁路、森林、河流、银行和矿产的国有化等。
施穆勒是新历史学派的先锋，主张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来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公营与国营企业，缓和劳资矛盾，实现为社会正义与社会福利而奋斗的“社会王国”。
施穆勒对经济学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主要作品包括《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施穆勒年鉴》、《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十七、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以及《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等。
施穆勒的代表作品是《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可以说，该书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在德国经济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施穆勒也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本书一共分为两册，由序论和其他四卷组成，分别在1900年和1904年出版。序论介绍了经济科学的性质与定义、心理与道德的基础、经济学的文献与其研究方法。第一卷对土地、人民和技术进行了分析；第二卷分析了国家经济中的社会组织；第三卷分析了商品流通的社会构成和国民所得的分配；第四卷则对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依赖历史与统计这两个工具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是施穆勒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在施穆勒看来，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基础。施穆勒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这样写道：“国民经济学这一门科学，要求认清国民经济的整个图景，要求根据时间与空间、尺度与历史次序来揭发与解释国民经济的现象。为了达到此目的，需要将感性的认识置于理性的比较与检验下，需要将感性认识到的东西加以验证，以及将正确观察到的东西根据其同一性与不同性整理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将整理出来的结果就其典型的规律性与普遍的因果关系加以充分的把握。所以，严格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这样：首先是正确地观察；其次是善于树立界说分类；最后是找出典型的范例，从因果的关系上对其加以说明。
总地来说，作为历史学派的代表和先锋，施穆勒既排斥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逻辑的方法，又反对旧历史学派急于寻求普遍性规律。他提倡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理念，主张历史的伦理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他强调史料即使不带有思想，仍有一种相对的价值，而思想如不根据史料，则将是一种妄想。他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介乎应用的自然科学和比它更重要的精神科学之间的科学，经济现象既属于自然的技术的关系，又属于伦理的心理的关系，经济结构不外乎是由这种经济法规和伦理所规定的生活秩序。他把生产、交换、分工、劳动、工资等经济范畴既看做是经济技术范畴又看做是伦理心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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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以史为镜，洞悉历史有助于把握未来古斯塔夫·冯·施穆勒（4）
当时，历史学派肩负着为后进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重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施穆勒所率领的历史学派较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历史学派也因适应了时代要求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流经济学派。
书外人语
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曾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说明历史学派之所以能历久不衰，绝非浪得虚名。
施穆勒指出，科学的任务在于：“第一是正确地观察；第二是善于树立界说和分类；第三是找出典型的范例并从因果的关系上加以说明。”关于第一点，他强调：“对事物的观察必须具有客观的有效性、透彻的准确性和广泛的完整性。特定的现象需要看做是独立的而同时又是整体的部分，并从它与整体之间的可能掌握的各种关系上，以及从它与别的现象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比较上来加以观察。”同时，他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和当时已经很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称自己的方法是“历史的统计方法”，以区别于旧历史学派的“历史的生理方法”。
卡尔·门格尔与古斯塔夫·施穆勒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争。1883年，门格尔发表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认为经济学是纯理论，它的基础是行为的假设和前提条件，于是便引发了这次论战。施穆勒于同年发表了一篇文字激烈的评论文章予以驳斥。他争辩到，经济学原理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门格尔以一篇措辞同样激烈的文章予以答复，该文题为《历史循环论的谬误》（1884年）。施穆勒对此大为恼怒，甚至拒绝阅读这篇文章。以后几十年中，其他学者就此发表了大量论著。这次论战涉及对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及其政策含义的讨论，成为经济学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方法论之争。
历史学派虽着重于对历史的研究，却没有看出历史的发展趋势，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缺乏理论创新和指导。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没有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错误地认为：“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因此可以说，历史学派的衰落应归罪于历史主义，但却不能因此而抹杀历史学派所具有的历史感。历史学派之所以历经半多个世纪而不衰，靠的正是这种历史感。
当我们评价历史学派时，不仅要看到历史学派使我们注意到经济学的多因素分析，注意到历史归纳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经济理论的研究应具有历史感。只有在历史感的统率下，才能使理论服务于实践，才能使理论的建构不至于昙花一现，成为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