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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关答案的线索：“典型的英式社交季成了国际精英的财产”。
作者认为，英式文化生活中古老的文体活动，如阿斯科特或埃普索姆赛马会、椭圆或君主球场的板球赛，以及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或格林德波恩歌剧院——曾一度专属于《观察家》社团——的歌剧，现已由全球超级精英接管。“对超级富豪而言，世界不再分成一个个国家，而是分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他们像燕子一样在夏天飞到英国的北边避暑，他们偏爱那里的富裕地区。”文章作者哈里芒特写道。芒特恰好是英国贵族后代、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表弟，毕业于英国最高贵的私立学校之一——威斯敏斯特大学，也是饱受争议的私人社团布灵顿俱乐部的前成员。芒特接着写道，“英国现陷入了温布尔登网球经济——我们提供极具魅力的场馆，外国人跑到英国，在中心球场享受运动乐趣。悖论在于经济衰退加速了英国的全球化。英国人遭受了重击：50万人失业，富人被50便士税制和银行业奖金税痛苦折磨，有的索性逃往海外。而全球化的精英将财富离岸存放，几乎毫发无损——他们的资产实现了多样化，将财富和崛起的东方紧紧绑在一起。”
芒特记录下了他所属的全球超级精英阶层接手英国传统活动的历史性时刻。他在英国贵族精英的竞赛场上观察到的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这些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没有人比那些未来的银行家更孜孜不倦地研究超级精英了。同竞争对手一样，每年瑞信集团会发布一份《全球财富报告》，这是一份全球财富的通讯录、体检报告和真爱告白书。瑞信集团在2011年的报告中指出，全球崛起的中产阶层深深扎根于各国，并以国别为界限，这与顶级富豪“全球一国”和全球化的特点截然不同：
财富金字塔的底部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来自世界各国的人；而高净值人士（具有100万~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和超高净值人士（具有至少5000万美元的可投资收入）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趋相似。即便是零散分布在其他地区的高净值人士也会参与同样的世界市场、购买高收益的消费产品。他们的财富组合也极为相似，主要为金融资产，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持有股权。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安赛乐米塔尔钢铁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迪亚米塔尔的父亲是亿万富豪，也是该集团的创始人。米塔尔不在英国出生，却是接手《观察家》所指的英国传统活动的顶级富豪之一。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在美国接受教育，持有印度护照，如今在伦敦生活。
“我想，如今因为全球化，这些城市变得那么相似，真是有点儿感伤，”米塔尔在曼哈顿边喝咖啡边对我说，“我指的是身份的差别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对于一名全球商人来说，不论在伦敦、纽约或像新加坡之类的地方，你几乎都可以实现相同的目标。你可以广纳人才，可以找到银行家和律师，可以上好饭店，可以住好宾馆。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能找到业务经营的要素。所以，你能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生活，从伦敦移居纽约，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我希望各国不要丢掉太多的个性。”
“越来越多的全球首席执行官会议在新兴市场召开，尤其是在中国。”麦肯锡总裁多米尼克巴顿在曼哈顿中城吃早饭时对我说。巴顿是加拿大人，生活在伦敦，而他的秘书在新加坡。那天吃完早饭，他要去会见史蒂夫施瓦茨曼。“最近一次见到史蒂夫是在中国，”巴顿回忆道，那年秋天，黑石集团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合伙人会议。巴顿自己过几天要去智利，然后前往巴西圣保罗，麦肯锡要在那里召开董事会。施瓦茨曼则计划将主要居所迁至巴黎并住上半年（当然，他在法国南部已经拥有了一幢房子），以便更好地把握他认为重要的欧亚投资机会。
施瓦茨曼的大半时间都在全球出差。他（作为联合创始人）所创立的黑石集团在全球的许多城市都有办公室，如上海、孟买、伦敦、巴黎和杜塞尔多夫。公司在美国境外既投入资金，也募集资金。
“精英群体中每个人的经历几乎相同，他们都与当地环境和当地政府有些格格不入。这群人正崭露头角。”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你所描述的那些人首先将自己视作全球公民。这是比较新的现象。虽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长大的地方，热爱自己的母亲等等，但是他们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当世界发生了什么坏事，他们要为之操心的。”
“这是新的潮流、新的趋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主任对我说，“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
第12节。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王博士说，“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
王博士回忆道，30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北美留学时，每天只有一趟航班飞往中国。而现在，“一天至少也有三四十次航班”。
移居海外不再是从固定起点到固定终点的单程旅行。王博士将在旧金山（或温哥华）和北京（或上海）之间往返飞行的许多中国人比作“海鸥”。王辉耀自己也是一只“海鸥”：他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只能与他电话交流，他当时正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访问学习，他的研究院位于北京，而他在温哥华仍拥有一间曾经住过的公寓。
类似地，一位美国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的妻子给我讲了一个短小真切的趣事：她的丈夫对达沃斯熟门熟路，而对出生地曼哈顿的街道却没那么熟悉。她解释道，他在曼哈顿时，配有专职司机的专车呼之即来，去哪儿都很方便；而在那个瑞士小村庄，地方实在太小，不便驾驶豪华轿车，他在那儿只能靠步行了。一位国际媒体总裁在过去的365天里有120个晚上在外公出，他说：“我们对空姐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老婆的。”一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生、上学的投资银行家事业刚起步时，曾担任伦敦和纽约众多跨国公司的投资顾问，如今他在为一位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服务。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最近从伦敦移居香港，这比从纽约的一个区搬到另一区还要容易。┬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