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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女儿从大学顺利毕业，他和女儿一起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对朋友说，两周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儿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们赚了很多钱，但工作非常艰辛，父亲几乎见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评价上东区的金融家。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当马克扎克伯格回绝了尤里米尔纳的初次生意邀约后，这位身家千万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家第二天出现在“互联网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图的办公室里，往返飞行距离长达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顶尖私募股权公司的法定继承人、现任二把手告诉我，他即将踏上类似的旅途。某个周三晚上，我们在麦迪逊公园附近喝酒。他告诉我，他要飞往首尔，需要在晚上8点前动身。他计划参加一个90分钟的会议，需要往返飞行14000英里。仅仅在48小时前的周一，他认定的合作伙伴邀请他前往韩国。他告诉我，“这是对彼此承诺的一次考验。”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时，纽约交易员将他们的起床闹钟设定为凌晨两点半——正是法兰克福开市铃声摇响之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投资者甚至彻夜不眠。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摧毁“自我”的机器
超级精英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高层工作非常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链”的底端，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研究华尔街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稳定。即使你自己开公司也无法完全躲避市场的不确定性。2011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召开的关于投资心理学的学术研讨会上，乔治索罗斯对与会的学术人士说，“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大众文化教我们将华尔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气扬的宇宙统治者，但这只对了一半。他们同时也是长期殚精竭虑的一群人，总是担心最近一笔千万美元的交易是一个会让他们丢掉饭碗的错误决定。“完全世俗”的索罗斯在同他的团队讨论投资失误时，将这种失误称为“罪恶”。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巴蒂斯塔还谈到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巴西，富豪阶层正进行着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竞争：“在最富的前10％巴西人中有70％是在最近10年里发的财。瞧，这里正产生巨大的社会运动。”巴蒂斯塔是暴发户之一，他对我说，保守派一点儿也不喜欢他这类人。“你不得不接受批评——这是巴西民主体制的一部分。”他说道，表情既有点得意，又略带惆怅。
这些并不意味着你要可怜超级精英。著名的关于英国公务员的“怀特霍尔研究”证实了人们数百年来的想法：权力有益于健康。这项自1967年启动的英国研究发现，人们在官僚体系中的职位越高，寿命越长。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当今的超级精英。他们也许焦虑不安、过度劳累，但是，成为一名交易员或首席执行官，每年能赚数百万美元，并稳拿“金色降落伞”，还能享有私人飞机、家仆和医疗保险，比起那些每周同样工作60个小时却拿着最低工资的清洁工而言，精英们的生活要舒适得多。若要理解超级精英的精神状态，就应该把上述现实以及他们的自我认知作为出发点。
第11节。
世俗圣人
金钱回报当然能为这些精英的长时间工作正名，但是超级精英舒服地浸浴在一种乐意将自己视作当代英雄的文化中——至少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是如此。他们的品德无须体现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任一传统价值观上——统领圣像间壁的史蒂夫乔布斯是位狂妄自大的怪杰，他经常苛求并且鄙视那些鼓起勇气给他发电子邮件的员工、家人（包括他的女儿）和普通人。但我们的确需要他们在商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在众人之上——乔布斯故事的一大亮点就是他荣归苹果公司，在当初轰走他的平庸之辈面前闪亮登场。
最重要的是，顶级富豪以及大众文化中的唱和者笃信他们的使命并不完全自私自利。卡内基声称，像他这样的资本主义忠实拥护者和他们的竞争法则，“对于人类的未来进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重要的”。今天，没有人会这么说，但我们的资本赢家的确喜欢用一些惹人注目的道德词汇形容他们的工作。谷歌公司的口号是“不要作恶”，谷歌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在最近的一次公司会议上认真地说，谷歌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挽救生命。例如，人们可以借助搜索引擎键入他们的症状，便立即得知他们正突发心脏病，于是能较快地获得帮助，挽救生命。佩奇认为，他钟爱的项目之一——“自动驾驶”最终将比任何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拯救更多的生命。“在科技界，你的抱负和雄心不可能不指向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个目的，”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我认为这和硅谷的形成方式以及大学文化大有关系。这是一种主张人人平等的文化、一种自由的文化。人们经常对此感到惊讶我常常试图向大家解释，来谷歌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改变世界。我真心相信这一点。”。xjqi。
用解放神学来看待资本主义也会使人相信顶级富豪是为集体利益而战的英雄——《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断言，自由市场相当于自由的人。对这一观点最具说服力的演说出现在2010年10月莫斯科的一场公开讲座上，硅谷风险投资行业的联合创始人皮彻约翰逊对商学院学生谈论资本主义和创新时，十分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点。
约翰逊已步入耄耋，和蔼可亲，他有一头浓密的白发，戴着眼镜。他经常陪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一起钓鱼。约翰逊参与过俄罗斯的一个商业计划。自1990年起，他曾前往俄罗斯20次（他驾驶着私人飞机进入当时仍属于苏联的领空时，觉得尤为刺激）。约翰逊说，资本主义不仅仅在于为自己创造财富，更在于解放你的国家。“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践行经济自由，这将使你的国家获得更大的政治自由，”约翰逊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把你称为现代革命家。”
谁把夏天卖了？
作为英国保守党的内部刊物，《观察家》杂志是文学和政治沃土的产物。众所周知，该刊物的不少作家乐于在伦敦举办最闪亮的派对，并时不时传一些婚外狂欢作乐的政治丑闻。这个刊物的发行量并不起眼，只有不到65000份，但不要被这个数字欺骗，《观察家》的三个编辑曾在保守党首相的内阁任职，其中鲍里斯约翰逊是现任伦敦市长。1984年，《观察家》杜撰了“年轻老古董”一词，光荣地延续了其高雅的风格。《观察家》的狂热爱好者给杂志起了个昵称《小小观察家》，你在这本刊物里能读到怎样狩猎狐狸，而有关流行明星的花边消息只有只言片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视《观察家》对英国精英文化的点评。在2011年6月刊的封面故事里，《观察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现象。“谁把夏天卖了？”文章标题问道。副标题揭示了有关答案的线索：“典型的英式社交季成了国际精英的财产”。
作者认为，英式文化生活中古老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