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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残酷封建剥削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圩一年中连遭三次水淹。1931年，全岛30多个圩即有20多个决了口，淹没田亩3万余亩，使18000余灾民流离失所。这个天灾也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痛苦的横沙人民记得很清楚：解放前横沙设有堤务局，但是，实际上它是当权地主压榨农民的机关。连在堤务局做过事的人都发了大财，拥有了土地。而大水来时堤务局人员乘船逃走了，农民眼巴巴地看着将要收割的玉米、黄豆被滚滚黄水淹没。如果农民自动的把堤岸加宽，这些统治者们又怕农民自己修塘后明年加不到租，拿了藤条把修塘农民赶散，农民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秋季大汛的到来。堤岸上出现了漏洞，海水不住的灌进来，人命、田亩、将要收割的棉花，都葬送在海浪里。
这就是国民党、地主阶段统治下横沙农民几十年来生活的*。
吴县、吴江两县靠近太湖一带的“太湖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由一些地主依仗封建势力插标占夺后，逼来和骗来一些穷苦农民，给挑泥、筑圩（四围防水的堤坝，江淮、江南地区叫做圩）、开垦。等到农民辛辛苦苦把田开成了，就叫农民租种；等到田种熟了，再加租或者抽田。
又如《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中已提到的常熟县的常阴、南丰与沙洲三区以及江阴县北境的杨舍镇一带的封建恶霸地主，为了抢占从长江里面淤积起来的土地，特别表现得凶暴与残酷。他们随时都带有武器在身边。南丰区地主杨同文，备有特别用土法制造的五轮手枪。同是南丰区地主李文进的手杖，特别粗大；原来中间是空的，装有刺刀和连发六弹的手枪。他们的想法与行动准则是：“不杀千家，不富一家。”
苏南的太湖流域是这样。无独有偶，湖南的洞庭湖流域也是这样。
3、洞庭湖的呻吟
滨湖地方好赚钱，
一去二三年；
想要回家看母亲，
冒得（没有）过河钱。
——洞庭湖畔民谣
湖南洞庭湖滨11县——常德、益阳、沅江、湘阴、汉寿、南县、澧县、华容、安乡、临湘、岳阳，共有垸田560余万亩，绝大部分是能产两季稻子的良田。湖南人把这里叫着“米仓”，但这米仓原来却是杳无人烟的荒洲，到处兹生着芦苇和茅柴。
第一章 黑手高悬（6）
根据民国年间的资料显示，荒洲是100多年来陆续在洞庭湖里淤积成的。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湖心泥沙淤积得更多了，洲土面积便随之宽广起来。国民党统治时期，洞庭湖周围的淤积地，成了国民党官僚、党棍及当地豪绅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30年前在湖南设“湖田局”，后来又改用“湖田清理处”等名目，来尽情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横沙岛一样，土地兼并者向“局”、“处”纳入一笔钱，领取了执照，就获得了公开强夺土地的权利。更有些恶霸豪绅和帮会头子，不用到反动政府领照，当他们看到某块洲土将要淤现的时候，便带着打手乘划子兜上一圈，周围插上标记，这块淤积地便算是属于他了。当这块洲土出水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结果这些人纷纷成了“洲土大王”，他们都拥有1万亩至数万亩以上的土地。
荒洲圈定以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开始筑堤开荒、修垸子。这一点，和东海边的横沙岛有很多相似之处。
农民从各地来到这里开荒，每亩荒洲先向地主缴五六斗至1石（音dàn，旧时计量单位，1石等于108斤）的“进庄”（押金），写下佃约。然后搭个茅棚安身，开始一棵一棵地砍掉洲上的芦柴，起五更睡半夜的排除洲内的渍水，用劳动来创造可耕的土地。押金每年加重，第二年、第三年当荒洲变成良田时，押金也由1石变成2石3石甚至4石。
地主修垸子是不花本钱的。
头年修个皮，
二年修半截，
三年留个尾，
四年才补齐。
——这是一个在垸子里教书多年的小学教师，对地主筑修堤垸的生动描述，也指出了不花本钱的原因所在。
举例来说吧：一个4000亩大小的荒洲，第一年可收2400石谷的押金，堤却只“修个皮”，用一半以上的谷去放高利贷；到第二年，又借口堤未修成要佃户再增押金，经过三年时间，本加利，利滚利，增加押金又有新利，单利息修这个垸堤就用不完。
另一方面，修堤时间拖长了，工人的工资也就更便于拖欠、克扣，许多工人修了两年堤得不到工钱，只能得到几张兑不到钱的“工票”，等到第二年春荒严重的时候，工人们只好把工票以三成或五成的价格低价卖给堤务局。湘阴老修堤工人罗春堂对这笔账记得很清楚，他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在和丰垸修堤，堤务局讲好了每方土（440担）2斗米，但直到第二年，才给了我几张工票，每方土的工票只够买2升米。”在罗春堂作工的那个垸子，有几十个工人饿得不行，向堤务局要工钱，地主们就从县里搬来枪兵，进行了一次大屠杀，4个工人牺牲了，十几个受了伤，还有十几个被按上“土匪”的罪名，押在牢里。
这就是滨湖每个垸子成长的历史，荒洲就是这样变成良田的。这些良田是地主的吗？不！地主们是用比强盗还卑劣的手段从劳动人民手里抢去的。
洞庭湖滨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3县7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3％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61％。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71％；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都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90％以上。
第一章 黑手高悬（7）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受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呢？”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对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链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1石5斗至2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3石到4石）的40％到50％，实际上要高到60％或70％。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3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140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14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嫌押金少，*生再拿出11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1932年，他借了李炳炎25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12亩7分田（内有3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30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俱、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他当然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使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1950年7月初，当有关调查人员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举一例：
1944年，日军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皇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向菊秋押送乡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