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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历史认为，《圣经》夏甲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我之前没有人把她与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我也曾对夏甲的埃及身份与希伯来人的妻子这两方面考虑过多。现在我要强调她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阿拉伯人祖先。这个身份会更加圆满地解释我的体系。
传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女性的地位之低下是公认的。但是母系氏族的说法起码说明了女性的地位并非一直低下，女人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体上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低与历史不同时期有关。比如，男性参与生育过程这个秘密被揭示之前，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男性，因为女性代表了神圣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女神像的比率高于男性就是个例证，这个现象可能一直延续到大约4000年前，比如女人可以为王，甚至只能女人为王，部分体现了这个意味。
大约4000年前夏甲是否为王，我们并无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知道她被尊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中国正与她同期出现了一个与她同名的国家，而且从姓氏看这个王朝的最初建立者也是一位女性。我推测他们沿印度河一带从昆仑山进入中国境内而逐渐发展至中原。在印度河以西地区长期存在着一个叫“大夏”的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认为是其影响势力之一。之所以在中国内陆她的王朝能够确立，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中东那样的国家概念，所以作为一种新的观念与文明，他们很容易乘虚而入。由于这个关系，这个文明支系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后来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无数个以“夏”命名的王国和政体。
在距离传说夏甲生活过的圣城麦加不远就是萨巴王国，这里也生活着一个自古只能女人为王的群体。这些可以作为旁证说明，夏甲在离开亚伯拉罕之后完全可能作为女首领存在，并且她的王国很可能就是麦因王国。
在红海附近，我们还可以找到比夏甲更早的女王首领，这就是古埃及女王，也是世界上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王：“尼托克里丝”。她生活在“古王国”时期的“第六王朝”（公元前2345～公元前2181年）。古埃及还有几位女王。第二位女王“索布克尼弗鲁”结束了“中王国”的“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公元前1786）①。非常不幸的是，这两位女王都导致了国家分裂。
古埃及地图 不难看出，埃及是地中海通往红海的必须通道，这一条件决定了古埃及曾经是腓尼基文化的一个长期联合，甚至埃及人还可能是腓尼基海上活动的有力赞助人。
古埃及最为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女王是哈特舍苏普女王（Hatshepsut 在位公元前1503～1482）。她以“战斗女王”而著称。不过我们要承认这个时期妇女地位已经处于下降趋势。她为了坐稳国王地位，故意使自己显得男性化，甚至为了迎合男性传统，她不得不在自己的雕像上装饰胡须，着男装，但依然引起许多非议。不过她很有政绩，这主要体现在商业与外交方面。
哈特舍苏普女王以商业冒险著称。她倡导的最著名的商业拓展活动名叫“朋特远征队”（the Punt expedition）。很明显这个活动与亚丁湾附近的“朋特”人有关，我们可以猜测古埃及人与“朋特”附近的人们组织了联合的大商队，他们还建立了一支商战两用的大型海军。此时正值商朝盘庚迁都前夜，盘庚迁都与这些海军或商业远征队的威胁有关吗？或许有人觉得我大惊小怪，怀疑一支远航的船队怎么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局势？那么100多年前西方的几支船队就把中国清人打得鸡飞狗跳的历史或许可以解释文明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巨大威胁。进一步借用这个模式，我们可以说明，很可能远古少部分文明人到达中国后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制了中国广大的区域，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中国古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人种不符现象——少部分的异族统治了大部分的蒙古人种。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如此。
当我深入去寻找非洲女王故事时，发现这些女王的数目是如此之多，简直让人目不暇接。这些女王的英勇行为一直延续到与欧洲殖民者展开的反黑奴运动时期。亚历山大当年挥师北非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埃及，但他却没能成功进入埃塞俄比亚，据说这与埃塞俄比亚一位名叫坎迪斯（Candace）的黑人女王有关。黑人女王的英勇与智慧总是联系在一起。
我开始信服她们的能力，我认为这个一带自古就有女王的传统，夏甲是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
由于年代久远，导致了世人对夏甲身份的许多猜测。但我们可以肯定她来自世界上产生第一位女王的国家——古埃及。但她到底是普通的奴婢还是一位埃及公主却难以断定。因为人们对于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的身份猜测不定，对于他是以色列部落首领还是埃及法老无法肯定。尽管这个猜测根据不算十分充分，但还是有些道理，这也更有助于理解夏甲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普通牧羊人的小妾有能力远航中国，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但《圣经》说他只是一个强大的部落首领，拉尔夫认为这是出于平民化思想而从宗教角度故意做出的掩饰，他的真正身份就是埃及法老。
夏与夏甲（2）
夏甲是埃及人的这个定论最有利于解释中国人的人种问题。不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一模一样，而且假如夏甲就是“客家人”祖先的话①，就更能说明问题。假如夏甲是“第一批”（指从规模上讲）来到中国的人，他们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中奠定了整个中国人种的基础：五官平和的深肤色人种，既非黑人也非白人，同时又是黑白两种人的混血。由于这个人群规模最大，所以所有后来的少数民族都被这个群体同化了。这是由夏甲早到以及群体最大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的。
最初的古埃及人是黑人，后来与闪人混血，就成了常见的壁画上的古埃及人。再后来，长相如中国人一样的古埃及人被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逐渐彻底替代。这个人群在埃及失踪了，取代他们的是阿拉伯人。
今天位于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历史传说中是亚伯拉罕为夏甲母子建立。麦加与曼德海峡（Bab el Mandeb Strait）相距不远——麦加距离“麦因王国”的首府距离大约为700公里。没有人研究过首府在“麦加”的夏甲人在4000年前与也门的“麦因王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只知道“麦因王国”被“萨巴王国”取代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950年，后者为农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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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埃及
任何割裂红海沿岸几国之间的联系来分别看待他们与中国夏商周起源之间关系都是危险的，因为那会陷于可以预想的僵局。要知道今天的该地区国家和民族与几千年前有着很大的分别，以今天的国界去切昨天国界的做法是肯定错误的。仅就今天的埃及看，其领土比以往几千年的大多数时代就小了起码一倍。今天的埃及根本无法与当时的埃及帝国的影响力比较。在新王国时期，埃及帝国的疆界曾经北达叙利亚以北，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
尽管有种种证据说明红海东岸与中国的“三代”有关，尤其萨巴与3300年后的商、周关联更为密切，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红海西岸的埃及帝国的影响。
埃及“新王国时代”恰好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商朝：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当时埃塞俄比亚部分领土在埃及帝国的版图之下，因距离遥远，埃及派驻了“库仕总督”以控制努比亚地区，这里算是埃及的殖民地。而“库仕总督”一般由王子担任。
今天的苏丹国就是古代受埃及长期控制的“上埃及”地区，尼罗河的第三瀑布到第六瀑布都在苏丹境内。著名的“阿布辛拜勒神庙”（Abu Simbel Tempel）就在距离今天苏丹北部边境大约80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国与埃及之间隔着两个国家：苏丹与厄立特里亚，它们构成了一个大约1000公里的间隔地带。1000公里的距离很容易受到影响但又不至于被严格控制。再考虑到古埃及的首都在北方，那么距离埃塞俄比亚可能就更远一些了，尤其是古都之一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地区几乎等于北京到广州的遥远了。
假如亚伯拉罕确实是埃及的法老，则我们可以推断，红海两岸在他们的后代中进行了多种政治联姻，也许他们共同组建了中国的商朝，但由于埃及的逐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