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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因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本上都能较快地调节到自己相对的最佳状态。
以我为例。我参加了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是先选专业、先填志愿才考试的。我不是那种善于考试、有考试急才的人，再加上心高气傲，志大才流，所报的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我落选了。77级没有我的份。
当时，还在当工人的我，写了两三个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团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自强不息“。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将招收78级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选了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寄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共系任副主任的姐姐。
据说，77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领导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了”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住宿条件下，要在某大学的附近找到一位愿意收留你又有能力收留你的亲戚，是最难的。感谢我住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好心的姨妈、舅爹、表妹、表弟一家人收留了我，得以到中文系插班当一名77级的”走读生“。
我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那些正式的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其时，78级的招生工作，特别是那些电影学院等提前招生的特殊院校，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
我到校”走读“刚一个来月，就接到北京电影学院转来的招生表。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允许转专业换学校，本人也可能像张艺谋那样，拍出个把（红土地》、（白玉米）之类的玩意儿。
到美国后，虽有选修电影课程的机会，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硕士课程选的是维拉诺瓦大学的”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博士课程修的是迈阿密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对口“是说不上的了，但聊以自慰的是不但博士课程拿了全A，还在读书期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某些专业，还特别要求”专业不对口“。如，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专业，不愿收人类学硕士生。理由是同一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太窄，不利于利用其他专业的知识为该专业服务。
这其中不无深刻的道理。许多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就是这样”杂交“产生的。君不见，鲁迅弃医从文，剖析人就特别深刻。
总之，根据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经验，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体制是可行的，是利大于弊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制度。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条：
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专业，并按所修学分交费。多修多交，少修少交。如果某门课不及格，还可以重修或另选。何时修足学分，何时毕业。此举不仅可鼓励能者多修课，早毕业，形成竞争，而且还可以鼓励有工作者边修课，边工作。
二、学生不仅可以选专业，而且还可以选老师。将老师的科研和教学推向竞争市场。
三、允许学生带一定的学分转学，允许学生在一定的学分范围内在不同的学校选课，以促进校际竞争和交流，鼓励不同的教学风格。
四、对一些不热门，但社会又需要的专业，国家可以多增设一些奖学金。
此项改革最可能引起的不适，是原以班组年级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被打乱。但只要加强和改进校舍管理，实行”学分制“的校园应该是生动、活泼而有序的。
可以肯定，对教学制度注入”学分制“的市场基因，将会把学校引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中国的学校里，一方面强调”专业对口“，另一方面却是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故在此。较详细地介绍如下。
美国的可借鉴经验
美国教育的又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拓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
桃李不言，下自成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学校传统的职业教育观念。学校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知识的圣地。学生就要专心于学习，学有所成再谈论职业。
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后，特别是在大部分专业和学校不包分配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比起美国的学生，”职业“对中国学生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词汇，职业兴趣对学生来说不过是美好的未来、遥远的理想。学生们是一堆装在篮子里的鸡蛋，等待着社会来挑选。
中国的初中毕业生走上社会往往多是出于无奈，考不上高中，只好找一所职业学校过渡一下，然后走人社会。对大多数人来说，干什么职业并不是由得自己决定的，得看机会。职业选择相当被动。上得高中的，一心只想挤进大学大门，奔个好前程，对将来的具体职业也还是两眼一抹黑的。那些考不上大学的高中生，比起那些初中毕业径直进入职业学校的人来说要更不幸些。高中里的一个文理分科，把社会百业一分为二。学生们只为争取上大学而读书，待得茫茫然地被从高中抛进社会，同龄的先行者已从职业学校毕业进入了各行各业。这些后到者尽管有高中文凭，但却身无一技之长。识时务者赶快进个职业学校过渡，而那些不屑于进职业学校的，就只好抱着高中文凭站在社会的岸边，望”大学“兴叹了。能进入大学的幸运儿们，过去是不论专业选择还是毕业分配都无自主可言。如今多少有了些自主权，除了少数专业，分配是不再包了。找职业也就由得各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然而，由于学生在学校期间，对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知之甚少，找起工作来盲目性较大，碰运气的成数却较高。
美国的学校从来就没有文理分科这一说。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校不注重学生未来的出路。严格地说，比起中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更注重对学生职业兴趣的培养。
我第一次听说”CareerDny“（职业日）这个说法，是矿矿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带矿矿去牙医埃佛先生的诊所做每年两次的洗牙。矿矿为埃佛先生画了一幅画，很细致地把牙医的主要工具都画了出来。
我开玩笑地对矿矿说：“等你长大了当个牙医也不错嘛。”
矿矿说：“爸爸，你知道吗？当牙医比不上当医生。”
“为什么？”
“当医生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当时我惊讶极了。小小孩子懂什么赚多少钱？
“是职业日那天，有一个牙医来我们班上说的。”矿矿见我的神情有点异样，补充道。
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在矿矿的学校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个“职业日”，请社会上各行各业，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介绍各自的工作。什么律师啦、拍卖行的拍卖师啦、汽车推销员啦、消防队员啦、警察啦、运动员啦、作家啦，等等等等。矿矿都曾在小学的“职业日”中领略过他们的“风采”。
当然，从“职业日”里，孩子们学到的并不主要是干什么能赚多少钱。他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社会上的人到底是怎样存活的？
美国人在问他人的职业时，不像中国人那么开门见山，一张口就问：“在哪工作？”或“干什么的？”
在一般的会面交谈时，美国人会很“含蓄”地问你：“Whatdoyoudoforliving？”意思是你靠什么生活的？其实，美国人这种问法更不文雅。
“怎样过生活”是孩子们需要从“职业日”学的很重要的东西。
孩子们看到的世界，绝不是只有文、理两个世界。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的。因而，孩子们对职业的选择从小就是五彩缤纷、五花八门的。矿矿的同学中想长大后当总统的有之，开货车的有之，当动物园饲养员的有之，当家庭妇女连生四五个孩子的有之。
曾有一对美国夫妻以很平常的口气对我谈起他们的女儿的前途，说他们的女孩手挺巧的，如果能以剪发为生倒也不错。
中国留学生的孩子一般都在父母的影响下早早立了大志。
矿矿一年级时出版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由老师协助编辑，学生自写自画的小册子），在关于作者一页上写着：“矿矿今年六岁半。他和他的爸爸妈妈住在牛津市。长大了要当一名医生。”
然而，随着孩子的成长和兴趣的变化，随着他对各种各样的职业的�